“我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要告诉你，”她舀起一瓢汤，脉脉含情地望着我说，“秋天，我们俩到英国去。”
她把脸贴在我的鬓角那儿摩擦。瓦莱丽亚不久就不这么做了。
她用那种受伤的母鹿的目光瞅了我一眼，叫我感到异常恼火，随后因为不大清楚我的话是否当真，也不知道怎样把谈话继续下去，她就站在一旁看我缓缓地翻了好几页（校园、加拿大、袖珍照相机、糖果），凝视着窗玻璃而不是玻璃外面，同时用玫瑰红杏仁形的尖利指甲敲打着它。
我以前房间里的那张“工作室卧榻”早已变成它原本一直就是的沙发。夏洛特从我们最初结合的时候起就告诉我要把那间房慢慢改成一个正式的“作家书斋”。在“英国事件”过去后两三天，我正坐在一张十分舒适的新安乐椅上，膝头放着一大卷书，夏洛特用无名指敲了敲门，漫步走进房来。她的动作和我的洛丽塔的动作有多不同啊！洛面塔过去穿着她那脏乎乎的蓝牛仔裤来看我的时候，身上总散发出性感少女地域的果树林里的芬芳，显得拙手笨脚，疯疯癫癫，又似乎有点儿堕落，衬衫下面的纽扣也没有扣好。不过，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在小黑兹的莽撞无礼和大黑兹的沉着镇定的背后，都流动着一种不易捉摸的活力，散发出同样的气息，嘟哝着同样的声音。有个了不起的法国大夫有次告诉我父亲，在近亲中，连胃的最轻微的咯咯声也有着同样的“声响”。
“晚饭你想吃点儿什么特别的菜，亲爱的？约翰和琼待会儿要过来坐坐。”
她温柔地问我她是不是“打扰了我”。
“我一直想要问你，”她说（用的不是卖弄风情，而是讲究实际的口吻），“为什么把这东西锁起来？你要把它搁在这间房里吗？样子真是无比蠢笨。”
“藏起来了。”
在我们最后一次去过沙漏湖那静止的沙滩以后的那个星期，不是有零星阵雨就是阴天，那是我记得的最叫人郁闷的一周。接着出现了两三道朦胧的希望之光——在最终的阳光突现之前。
“噢……”
“有钥匙吗？”
我哼了一声作为回答。她亲了亲我的下嘴唇，欢快地说她要去烘一块蛋糕（这是从我做房客的日子起就开始的一个传统，认为我爱吃她烘的蛋糕），说完就不来打搅我的清闲了。
“这会儿没有，”我说，一边把《少女百科全书》c卷翻转过来，细看（印刷工所说的）“底边”上印的一幅图。
我小心地把翻开的书放在她坐过的地方（书的页数原来像波浪似的直往下翻，但给夹在书里的一枝铅笔挡住了），查看了一下藏钥匙的地方：钥匙扭扭怩怩地藏在我以前用的一把昂贵的旧的安全剃刀下面；在她给我买了一把便宜得多、合用得多的剃刀以后，我就不再使用那把剃刀了。这是一个理想的隐藏处所吗——在剃刀下面，那个有着丝绒衬里的盒子的凹槽里？那个盒子收在装着我的各种不同的业务文件的一个小箱子里。我还能再作出什么改进吗？真奇怪，要想藏点儿东西多么困难——特别当一个人的老婆不断摆弄家具的时候。
“问题十分简单，”我答道，“即便在最和睦的家庭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不是所有的决定都由太太作出。有些事情得由丈夫决定。我完全想象得出像你这样一个健康的美国姑娘，遇到跟邦布尔夫人—或者冻肉大王萨姆·邦布尔，再不然跟一个好莱坞的荡妇乘同一条远洋客轮横渡大西洋时心里所必然感到的那种激动。我也并不怀疑，在你跟我给描绘成，你两眼坦诚、明亮，我抑制住心头的羡慕赞赏望着宫廷卫兵、红衣禁卫军、伦敦塔的卫士或者不管称作什么名称的守卫时，我们会给旅行社当作一幅相当漂亮的广告。可是我恰好很不喜欢欧洲，包括快乐、古老的英格兰。你很清楚，我对那个腐朽的旧世界只有一些十分黯淡的联想。你的杂志里的彩色广告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
夏洛特就这样漫步走进房来。她觉得我们之间的一切都不大和谐。前一天和再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刚上床，我就假装睡着了，天一亮就起身。
“亲爱的，”夏洛特说，“我真——”
我不高兴的时候默不作声的那种习惯，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儿，我不高兴时默不作声的那种冷淡可憎的特征过去总把瓦莱丽亚吓得不知所措。她总是抽抽搭搭，哭哭啼啼，说，“Ce qui me rend folle, cest que je ne sais a quoi tu penses quand tu es commea”我也对夏洛特试着保持沉默——而她却只是嘁嘁喳喳地继续说着话儿，压根儿不把我的沉默当回事儿。真是一个叫人惊讶的女人！我总退到我以前的那间房里，如今那儿成了一个正式的工作室，嘟哝说我毕竟还有一部学术性的论著要写，而夏洛特也就欢欢喜喜地继续美化家庭，写几封信，在电话上声音柔和颤动地说着话儿。我从窗户里透过好像上了漆似的颤动的白杨树叶，可以看见她穿过街道，心满意足地去给费伦小姐的妹妹寄信。
这桩小事令我十分得意。我轻声告诉她这不是一件需要请求原谅的事，而是一个改变作风的问题。我决心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充分加以利用，花了不少时间，冷漠、阴郁地着手写书——或者至少是假装在着手写书。
“我想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她仍然用小手指指着说道，“我记得那儿有一家旅馆，‘着魔猎人’，样子古朴，是不是？食物非常精美。而且谁也不打搅谁。”
“哟，怎么回事？”她说，一边一带着比我料想的更为诧异的神色——望着我的手（我正不自觉地把那张无辜的粉红色餐巾纸叠好、撕开、揉皱、再撕开）。不过我的笑脸却使她多少安下心来。
不久（我翻到“划独木舟”或“灰背野鸭”），她走到我的椅子旁边，悠闲而沉重地一屁股在椅子扶手上坐了下来，我周围立刻充满了我头一个妻子也用过的那种香水的气味。“阁下是否愿意就在这儿度过秋天呢？”她问道，一边用小手指指着东部很保守的一个州的一幅秋景。“为什么？”（说得十分清楚，又很缓慢。）她耸了耸肩膀。（大概哈罗德过去总在这种时候休假。渔猎开放的季节。对她产生了条件反射。）
“把情书锁起来了。”
“让它去吧，”我说道。当时我正翻到在“斯堪的纳维亚的露营”。
这时我想到自己有一个很有条理的健全的头脑，还是利用一下为好。假如我不敢干涉我妻子为她那（待在毫无希望的远方晴朗的天气里，每天皮肤都给晒得越来越黑，性子变得越来越热烈的）女儿拟定的计划，我却肯定可以想出一种一般地表示自己权威的方式，这种方式往后也许可以用于某个特殊的场合。一天晚上，夏洛特本人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这时她来到我的身边，跪了下来，慢慢地但十分激烈地摇着头，揪着我的裤子。她说她始终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她说我是她的统治者和神明。她说路易丝已经走了，让我们马上上床亲昵吧。她说我非得原谅她，否则她会死的。
我一口喝下我的那瓢汤，用粉红色的餐巾纸揩了揩嘴（哦，米兰纳大饭店的凉爽、华美的餐巾啊！），说道：“我也有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要告诉你，亲爱的。我们俩不去英国。”
“不，等一下。目前的问题只是偶然发生的。我关心总的趋势。当你要我放下我的工作，把下午用在到湖上去晒日光浴的时候，我欣然地依了你，并为了你而成了一个晒得黝黑、富有魅力的男子，而不继续当学者和，唔，教师。当你领着我去跟可爱的法洛夫妇打桥牌、喝威士忌酒的时候，我也温顺地跟着你。不，请等一下。当你装饰你的家的时候，我也不干涉你的计划。当你决定——当你对各种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我可能完全，或者比如说，部分与你的意见不合——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并不理会个别的问题，但我不能不理会一般的问题。我喜欢由你来支配，但是每种游戏都有它的规则。我并不是闹别扭，我压根儿不是爱闹别扭。别再那么做。我也代表这个家的一半，有一个虽然微小但还清楚的发言权。”
夏洛特走到一张有一个抽屉的仿桃花心木小桌子面前，把一只手放在桌上。这张小桌子无疑样子十分难看，但是这对她并没有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