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摆好两个玻璃杯（为圣阿尔杰布拉呢？还是为洛？），拉开冰箱的门。在从冰箱的冷冻室里往外取出冰块的时候，冰箱恶狠狠地朝我吼叫。重写一下。让她再看一遍。她不会记得细节的。改动一下，编造一番。写个片断，拿给她看，或者随便丢在一旁。为什么水龙头有时会这么吓人地哀叫呢？真是一个糟糕的局面。那一小块一小块枕头形状的冰——是供玩具北极熊洛使用的枕头——在受到温水的作用从小格子里掉出来的时候，发出咔嚓咔嚓、噼噼啪啪、遭受折磨的声音。我把两个玻璃杯碰撞着并排放下，倒进威士忌和少量的苏打水。她不准我多喝酒。冰箱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我拿着玻璃杯穿过饭厅，隔着客厅的门说话。客厅的门开了一条缝儿，连我的胳膊肘儿也伸不进去。
我想再说一句，不管亨·亨小声咕哝了一些什么，也都可以省略。
她没有回答，这个发疯的泼妇；于是我把杯子放在电话机旁边的餐具柜上，这时电话铃响了。
“我给你调了一杯酒，”我说。
“我是莱斯利。莱斯利·汤姆森，”喜欢在天亮时游水的莱斯利·汤姆森说，“先生，亨伯特太太给车撞了。你最好赶快前来。”
我精神振奋地离开了他。我用一个手指驾着我妻子的汽车，心满意足地向家驶去。不管怎样，拉姆斯代尔还是有不少明媚的风光。知了不住鸣叫；林荫道上刚洒过水。我平稳地，几乎是滑行地转人我们那条坡度很陆的小街。那天不知怎么一切都很顺利。天那么蓝，树那么绿。我知道阳光灿烂，因为挡风玻璃上映现出我的点火钥匙的样子；我也知道那时正好三点半，因为每天下午来给奥波西特小姐按摩的那个护士穿着白色长统袜和白鞋，正轻快地走下那条狭窄的人行道。跟平时一样，废品旧货商的那条歇斯底里的塞特种猎狗在我驶下坡的时候朝我扑来。跟平时一样，当地报纸放在门廊上，肯尼刚把报纸扔在那儿。
前一天，我已经终止了硬给自己规定的那种冷淡的生活规则；这时我推开起居室的门就兴冲冲地发出一声回家的欢呼。夏洛特那乳白色的颈背和红褐色的发髻正对着我，她穿着我头一次遇见她的时候穿的黄色的衬衫和酱紫色的宽松长裤，坐在房犄角的书桌旁写信。我的手仍然握着门把手，亲切地又喊了一声。她写字的手停了下来。她静坐了一会儿，随后在椅子上缓缓地转过身来，胳膊肘儿搁在曲线形的椅背上。她的脸因为情绪激动而变了样子，在她盯着我的双腿说话的时候毫无风韵可言。她说：
我的美貌的指控者停下来，把她的怨恨和泪水都咽下肚去。不管亨伯特·亨伯特说什么——或企图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她接着往下说道：
“黑兹那个女人，那个大婊子，那个老娘们，那个讨厌的妈妈，那个——又老又蠢的黑兹不再是你愚弄的人啦。她已经——她已经……”
第二天吃完午饭，我去找“我们的”大夫，一个十分友好的家伙。他的关怀体贴的态度跟对几种专卖药的绝对信赖，充分掩盖了他对医学的无知和淡漠。洛必须回到拉姆斯代尔来的事实成了一桩令人期待的难得的好事。我想对这件事做好充分的准备。实际上，在夏洛特作出那个冷酷的决定以前，我早已开始行动了。我必须确保在我那可爱的孩子到来的当天晚上，以及接下去的一个又一个夜晚，直到圣阿尔杰布拉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为止，自己掌握一种可以叫这两个人儿酣睡得连任何声音或触摸都无法惊醒她们的手段。在七月的大部分日子里，我试用了各种不同的安眠药粉，在大量服药的夏洛特身上加以试验。我给她服的最后那一剂药（她以为是一小片用来镇静神经的温和的溴化钾镇静剂）叫她整整昏睡了四个小时。我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还用一个橡皮制的男性生殖器形状的手电筒对着她的脸照去。我推她，拧她，扎她一旦什么都无法打乱她那平静而有力的呼吸节奏。可是，等我做了吻一吻她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后，她竟立刻醒了过来，像一条章鱼似的精神饱满、身强体壮（我几乎都来不及逃开）。我想这可不成，一定得弄一种更加稳妥的药。当我告诉拜伦大夫他上次的处方治不了我的失眠症时，起先他似乎不大相信。他建议我再试一次，接着就给我看他家里人的照片，转移了一会儿我的注意力。他有一个迷人的孩子，跟洛莉的年龄相仿；可是我看穿了他的花招，坚持请他开出现有的最强劲有效的药片。他建议我去打高尔夫，但最后同意给我一种照他说是“真正有效的”药。说着，他走到一个柜子前面，拿出一小瓶蓝紫色的胶囊，一头有一圈深紫色的边。他说这种药刚给投放到市场上，不是用来治疗那些适当地饮上一口水就能使他们镇静下来的精神病人，而只是用于治疗那些无法入睡的伟大的艺术家，他们为了能活上几个世纪，不得不先死去几个小时。我爱愚弄大夫，尽管当时心里十分高兴，但还是怀疑地耸了耸肩膀，把药片放进口袋。顺便说一句，我对他也得小心在意。有一次，说到另外一件事的时候，我愚蠢地失口提到了我最后住过的那家疗养院，我似乎看见他的耳垂抽动了一下。我一点也不希望夏洛特或是哪个别的人知道我过去的那段日子，因而连忙解释说以前为了写一部小说，我曾在精神病人中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不过没有关系；这个老流氓确实有一个可爱的小妞儿。
读者，我就走出房去。我上楼来到以前的工作室兼卧室，双手叉腰，相当镇静沉着地站了一会儿，从房门口仔细察看那张遭到洗劫的小桌子，抽屉给拉开了，锁眼里挂着一把钥匙，桌面上还放着另外四把家用的钥匙。我穿过楼梯平台，走进亨伯特夫妇的卧室，镇静地把我的日记从她的枕头下面拿出来，放进口袋。接着我开始下楼，但走到一半又站住脚。电话正好安装在起居室的房门外面，她正在打电话。我想听听她说些什么：她取消了订购的什么物品，又回进客厅。我重新调整好自己的呼吸，穿过过道，走进厨房。我在那儿开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她从来也无法抵挡苏格兰威士忌的吸引力。接着，我走进饭厅，在那儿透过半开的房门，端详着夏洛特宽阔的后背。
“你是个恶魔。你是个讨厌、可恶、不道德的骗子。要是你敢靠近——我就要朝窗外大声喊叫。走开！”
“今晚我就离开。这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决不会，决不会再见到那个不要脸的小鬼啦。滚出这间房去。”
我也许有点儿急躁地回答说我妻子安然无恙，同时我一手握着听筒，推开房门，说道：
可是夏洛特并不在起居室里。
“这个人打电话来说你给车撞死了，夏洛特。”
她既没有回答也没有转过身子，只是继续飞快而潦草地不知写些什么。大概是第三封信（两封装在贴好邮票的信封里，已经放在桌上）。我又回到厨房。
我想就在我们最后那次游泳后的整整一个星期，中午的邮班送来了费伦家的二小姐的一封回信。那位小姐写道她刚参加完姐姐的葬礼回到圣阿尔杰布拉。“尤菲米娅摔断了髋骨以后就再也不像原来那样了。”至于亨伯特太太女儿的事，她想告诉我们今年招她人学，时间已经太晚；不过她这个活着的费伦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亨伯特先生和太太一月里把多洛蕾丝带去，也许可以对她的入学作出安排。
“你这是在断送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我平静地说，“让我们表现得像有教养的人吧。这都是你的幻觉。你疯啦，夏洛特。你找出来的那些笔记不过是一部小说的片断。你的名字跟她的名字完全是偶然放进去的。就因为你们的名字正好现成。好好想想吧。我去给你拿杯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