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儿去温德马勒的办公室只要过两条街。他十分缓慢地伸出手来，把我整个的手都握在里面，既有劲又彻底地握了一下，对我表示欢迎。他以为我在加利福尼亚州。我是不是在比尔兹利住过一阵？他的女儿刚进了比尔兹利学院。你……好吗？我把有关希勒太太所有必要的情况都告诉了他。我们作了一次相当愉快的事务商谈。我出来后走进九月炎热的阳光里，活像一个心满意足的穷光蛋。
把弹盒装进枪柄。使劲往里推去，直到听到或感觉到弹盒与枪柄内部啮合在一起，非常隐秘。容量：八颗子弹。都泛着阴森森的蓝光。迫切地期待着给发射出去。
我该不该走进我的老房子去？像屠格涅夫一部小说里写的那样，一阵意大利的乐曲从一个开着的窗户里传出来一是起居室的窗户：是哪个浪漫的人在这个美好迷人的星期天，可爱的腿上晒着太阳，在这从未有过琴声泼洒飞溅的房中弹琴？突然，我发现在我刈过草的那片草地上，有个金色皮肤、棕色头发的性感少女，九岁上下，穿着白色短裤，正用她那充满狂热的痴迷神情的深蓝色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对她说了句讨好的话，并没有什么歹意，一句传统的恭维话，你有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但她匆匆忙忙地走开了，音乐也戛然而止，有个神色凶暴、皮肤黝黑的男人，脸上亮晃晃的满是汗水，走出来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刚想说明自己是谁，忽然朦朦胧胧地感到一阵尴尬，我发觉了我那沾满烂泥的粗蓝布裤，我那肮脏、破旧的毛线衫，我那胡子拉碴的下巴，我那双酒鬼的布满血丝的眼睛。一句话也没说，我回过身去，迈着沉重的脚步顺着来路走回去。人行道上我还记得的一条裂缝里长出一棵样子很像紫菀的苍白的花。奥波西特小姐又悄悄地复活了，由她的两个侄女推着轮椅来到外面门廊上，仿佛那是一座舞台，而我是个表演明星。我赶紧朝我的汽车走去，心里暗自祈求她千万可别叫我。一条多么陡峭的小街。一条多么幽深的林荫道。汽车的刮水器和挡风玻璃之间夹着一张红色的罚款通知单；我小心谨慎地把它撕成两片、四片、八片。
重访拉姆斯代尔。我从湖那边朝它渐渐驶近。阳光灿烂的中午凝神注视。我驾着上面满是斑斑点点的污泥的汽车驶过，透过远处松树间的缝隙可以辨别出湖水闪闪的亮光。我转进那片墓地，在长短不一的石头墓碑间行驶。Bonztor，夏洛特。有些坟墓上，插着暗淡、透明的小国旗，这些旗帜在长青树下无风的空中耷拉着。哎呀，爱德，真倒霉——指的是吉·爱德华·格拉默，一个三十五岁的纽约办事处的经理，他刚刚因被控谋杀他三十三岁的妻子多萝西而引人注目地受到传讯。爱德为求把这桩罪行干得不留痕迹，就用大头短棒猛击他的妻子，随后把她塞进一辆汽车。可事情还是败露了，县里的两名警察在巡逻的时候看见格拉默太太崭新的大型蓝色克莱斯勒牌汽车（是她丈夫送她的结婚周年纪念的礼物）正发疯似的冲下山坡，那个山坡正好在他们的巡逻范围之内（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好警察！）。汽车擦过一根电线杆，冲上一个长满芒刺草、野草莓和委陵菜的路堤，最后翻倒了。当两名警察把格拉默太太的尸体从车里抬出来的时候，车轮仍在柔和的阳光下缓缓地转动。开头这似乎是一起常见的公路上的意外事故。唉，只是那个女人被击得血肉模糊的身体与受到轻微损坏的汽车很不相称。我干的话就会高明得多。
奎尔蒂大夫穿着白色工作服坐在办公桌的角上，头发灰白，理着平头，长着一副政治家常有的那种宽大扁平的脸颊，脑子里一边开始琢磨一个辉煌的长期方案，一只脚一边像在梦中似的诱人地晃动着。他会先给我装一副临时性的牙托，等牙床长好，再给我做一副永久性的。他想先看看我的口腔。他穿了一双有网眼的杂色皮鞋。从一九四六年以后，他就不跟那个坏蛋来往了，不过他猜那个家伙可能在与帕金顿相距不远的格林路上他的老家里。那是一个气象堂皇的梦。他的脚不住晃动，他的目光十分激动。我得花的费用大概是六百元。他提议立刻量一量尺寸，拔牙之前先把第一副牙托做好。我的嘴在他眼里是一个装满无价之宝的金光闪亮的洞穴，但我没有让他进去。
“真不像话，”她嚷道，“真不像话，亨伯特先生！那个可怜的小伙子刚在朝鲜阵亡。”
查特菲尔德太太已经黯淡的笑容这时完全消失了。
我不知道哪位我的读者以后会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话。那是一种十分美妙的梦一般的感觉。克莱尔的叔叔仍然坐在办公桌旁，仍然显得像在梦中，只是他的脚已不再摇晃那个装满美好的期望的摇篮。而他的护士从后面快步赶了上来，好在我的身后砰的把门关上。她是一个骨痩如柴、容光暗淡的姑娘，长着一双时运不佳的金发姑娘所有的神情凄惨的眼睛。
既然一切障碍如今都已排除，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地为我到拉姆斯代尔来的主要目的全力以赴了。我素来为自己那种办事有条不紊的作风感到得意。我就是用那种作风一直把克莱尔·奎尔蒂的脸庞隐藏在我黑漆漆的地牢里；他一直在那儿等着我带理发师和牧师前去：“Réveillez—vous, Laqueue, il est temps de mourir！”我现在没有时间讨论相面术的记忆方法——我正在大步流星地到他叔叔那儿去的途中——但还是让我草草记下这一点：在我昏乱模糊的记忆中，仍保留着一张丑恶讨厌的脸。从匆匆看到的几眼中，我发现他跟我在瑞士的一个亲戚，一个兴高采烈、相当叫人讨厌的酒商有点儿像，他提着哑铃，穿着发臭的毛线衫，肥胖的胳膊上满是汗毛，头顶秃了一块，还有一个长着一张猪脸、又做用人又当情妇的娘儿们。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没有恶意的老坏蛋。甚至太无恶意了，不能跟我的猎物混为一谈。在当时这种心情下，我失去了跟特拉普的形象的联系，它完全被克莱尔·奎尔蒂的脸吞没了一那张脸给摆在他叔叔的办公桌上一个镜框里的照片富有艺术性地准确地展现出来。
“不，”我说，“我想了想，还是全部让莫尔纳大夫来做吧。他要的价钱更高，但当然他是个比你高明得多的牙科大夫。”
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就又抖擞精神，开车前往五年多前我提着一个新旅行包去过的那家闹市区的旅馆。我要了一间房，打电话安排了两个约会，刮了脸，洗了澡，穿上一身黑衣服，下楼到酒吧间去喝酒。什么也没有改变。酒吧间里仍然弥漫着跟从前一样的那种昏暗的、叫人难以忍受的石榴红灯光，这种灯光多年以前就出现在欧洲的下等场所，但在这儿，却意味着一个家庭旅馆里的那么一点儿气氛。我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就在这张桌子旁边，在我刚成为夏洛特的房客后最初待在这儿的时候，我认为应当谦和有礼地跟她共饮半瓶香槟以示庆祝，不想这竟彻底征服了她那可怜的、热情洋溢的心。跟上次一样，一个圆脸的跑堂儿正极其小心地把婚宴用的五十杯雪利酒摆在一个圆托盘上。这次是墨菲和范塔西亚。时间是三点缺八分。在我穿过大厅的时候，我不得不绕过一群妇女；她们的午餐聚会刚刚结束，正在miile gràces地相互道别。其中有一个认出了我，发出一声刺耳的喊叫，朝我扑了过来。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穿着一身珠灰色的衣衫，小帽子上插着一根细长的灰色羽毛。原来是查特菲尔德太太。她带着一丝假惺惺的微笑朝我冲了过来，因为心里怀着邪恶的好奇心而脸上闪闪发亮（我是不是没准对洛莉干了那个五十岁的机修工弗兰克·拉萨尔在一九四八年对十一岁的萨利·霍纳所干的事？），我很快压制住她那种渴望打听的欢快的情绪。她以为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你……好吗？我十分愉快地告诉她我的继女刚嫁了一个十分出众的年轻采矿工程师，他在西北部干机密工作。她说她不赞成这么早就结婚。她的菲利斯现在十八岁，她决不会让她——
我向前开去。又看到那座细长的白色教堂和那些参天蔽日的榆树，真有意思。我忘了在美国的郊区街道上，一个孤孤单单的行人要比一个孤孤单单驾车的人更加引人注目，而我却把汽车停在路上，悄悄地徒步走过草坪街三四二号。在重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前，我有权利稍微放松一下，享受精神回流的一阵净化。琼克家宅子的白色百叶窗都关着，在那块向着人行道倾斜的“此屋待售”的白色招牌上不知哪个人扎了一条捡起的黑丝绒发带。没有狗在汪汪乱叫。没有花匠在打电话。也没有坐在爬满青藤的门廊上的奥波西特小姐一叫这个孤孤单单的行人颇为烦恼的是两个梳着马尾辫、系着同样的圆点花纹围裙的年轻女子停下她们手里的活，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看：无疑，奥波西特小姐早就死了，这两个女子也许是从费城来的她的两个双胞胎侄女。
在比尔兹利，我在有趣可爱的莫尔纳大夫手里接受过一次相当大的牙科手术，只保留了几颗上牙和几颗下牙。换上的假牙依赖的是给用一根不显眼的金属线横贯固定在上牙床上的假牙托。整个布局安排是一个叫人安慰的杰作，我的犬牙依然完好无损。然而，为了用一个看似有理的借口掩饰我秘密的目的，我对奎尔蒂大夫说为了减轻面部神经痛，我决定把我的牙齿全都拔掉。装一副全口假牙得花多少钱？假如我们把第一次门诊定在十一月里哪个日子，那么全部装好需要多长时间？他那名声响当当的侄儿现在在哪儿？是不是有可能激动人心地一次就把我的牙齿全都拔光？
我说她是不是认为用“vient de”加上动词不定式来表示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比英语里面用“刚”字加上过去时态要来得简洁得多？不过我得走了，我说。
“是啊，当然，”我平静地说，“我记得菲利斯。菲利斯和奎营地。是啊，当然。顺带问一声，她有没有告诉你查理·霍姆斯在那儿怎样诱奸他母亲负责照管的女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