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姐姐西比尔嫁给我父亲的一个堂兄，后来又遭到遗弃，于是就到我家来充当不拿薪酬的家庭教师和女管家。有人后来告诉我说她曾经爱上了我父亲，我父亲在一个阴雨的日子轻松愉快地趁机利用了她的爱情，等到雨过天晴就忘却了一切。虽然姨妈订的有些规矩相当刻板——刻板得要命——但我却非常喜欢她。也许，她是想在适当的时候，把我培养成一个比我父亲更好的鳏夫。西比尔姨妈生着一双带着粉红色眼眶的天蓝色眼睛，面色蜡黄。她会写诗，迷信得富有诗意。她说她知道在我十六岁生日后不久，她就会死，结果竟应验了。她丈夫是一个出色的香水旅行推销员，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最终在那儿开办了一家公司，还购置了一点儿房地产。
我在离家几英里外的一所英国走读学校上学。在学校里，我打网拍式壁球和手球，学习成绩优良，跟同学和老师都相处得很好。在我满十三岁以前（也就是说，在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小安娜贝尔以前），我所记得发生过的唯一确切的性经历就是：有次在学校的玫瑰园里跟一个美国小孩讨论青春期出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事，那是一次严肃、得体、纯理论性的交谈。那个美国孩子是当时很出名的一个电影女演员的儿子，可他也难得在那个三维世界里见到他的母亲。而在看了皮雄那部装帧豪华的《人体之美》中的某些照片、洁白光滑的肌肤和暗影，无限柔和的分界后，我的有机体也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反应；那部书是我从旅馆图书室里一堆大山似的云纹纸装帧的《绘图艺术》下偷出来的。后来，我父亲以他那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把他认为我需要了解的性知识都告诉了我。那是一九二三年秋天，刚好在他把我送到里昂一所公立中学去以前（我们原定要在那儿度过三个冬天），但是，唉，那年夏天，他却跟德·R夫人和她的女儿到意大利去旅行了；于是我找不到哪个人可以诉苦，也找不到哪个人好去请教。
我在一个有着图画书、干净的沙滩、橘树、友好的狗、海景和笑嘻嘻的人脸的欢快天地中长大，成了一个幸福、健康的孩子。在我周围，华丽的米兰纳大饭店像一个私人宇宙那样旋转，像外边闪闪发光的那个较大的蓝色宇宙中的一个用石灰水刷白了的宇宙。从系着围裙的锅壶擦洗工到身穿法兰绒的权贵，每个人都喜欢我，每个人都宠爱我。上了年纪的美国妇女像比萨斜塔似的倚在拐杖上侧身望着我。付不出我父亲账的那些破了产的俄罗斯公主给我买昂贵的糖果。而他，Mon cher petit papa，则带我出去划船、骑车，教我游泳、跳水和滑水，给我念《堂吉诃德》和《悲惨世界》。我对他既崇拜又尊敬，每逢偷听到仆人们议论他的各个女朋友，就为他感到高兴。那些美丽和蔼的人儿对我十分宠爱，还为我深可慨叹地失去母亲而温柔地加以安慰，流着可贵的眼泪。
我一九一〇年出生在巴黎。父亲是一个文雅、随和的人，身上混杂了几种种族基因：他是一位具有法国和奥地利混合血统的瑞士公民，血管里还掺和着一点儿多瑙河的水土。我一会儿就要拿出几张好看的、蓝盈盈的风景明信片来给各位传观。他在里维埃拉拥有一家豪华的大饭店。他的父亲和两位祖父曾经分别贩卖过葡萄酒、珠宝和丝绸。他三十岁的时候娶了一个英国姑娘，是那个登山家杰罗姆·邓恩的女儿，也是多塞特的两个牧师的孙女，这两个牧师都是冷僻的学科的专家——分别精通古土壤学和风弦琴。我三岁那年，我的那位很上相的母亲在一桩反常的意外事件中（在野餐会上遭到电击）去世了。除了保留在最最黑暗的过去中的一小片温暖，在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中，她什么也不存在了。我幼年的太阳，如果你们还忍受得了我的文体（我是在监视下写作的），已经从那片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上方落下。你们肯定都知道夏天黄昏，在一座小山的脚下，那芬芳馥郁的落日余晖，带着一些蠓虫，悬在一道鲜花盛开的树篱四周，或者突然被一个漫步的人闯人和穿越；一种毛茸茸的温暖，一些金黄色的蠓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