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场不可思议的会见，暂时消除了我心灵上的麻木。这也并不奇怪！我实际上见到了命运的代理人。我触摸到了命运的肉身一以及它那戴着护垫的肩膀。一场非凡、可怕的变故突然降临，而工具就在那儿。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格局里（急匆匆的家庭主妇、滑溜溜的路面、一条讨厌的狗、陡坡、大型轿车、车轮旁那个丑陋难看的人），我隐隐约约地看出自己所起的卑劣的作用。如果我不是那么一个傻瓜——或者那么一个有直觉力的天才——保存下那本日记，那么复仇的怒火和热辣辣的羞辱所产生的血液就不会在夏洛特跑向邮筒的时候遮蔽了她的视线。可是就算她的视线给遮蔽了，假如命运那个同步的幽灵没有恰好把那辆汽车、那条狗、阳光、树荫、湿地、虚弱的人、强壮的人和石头等都混合在那个升华锅里，那么仍然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再见吧，玛琳（正如比尔在离开房间前所再现的）与丰盈的命运的正式握手使我不再麻木不仁；我哭了。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我哭了！
这个；心烦意乱的父亲继续说等到葬礼过后，他会立刻去接他的娇弱的女儿，并且会尽力让她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愉快地生活，也许到新墨西哥或加利福尼亚去旅行当然，只要他还活着。
“嗨，”他接着说，“我干吗不现在就开车上那儿去呢？你可以跟琼一块儿睡”（实际上他并没有加这么一句，不过琼异常热情地支持他的提议，因此这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三个大夫和法洛夫妇不一会儿也赶到现场，把这件事接过手去。这位鳏夫是一个特别善于自我克制的人，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叫骂。他走路有点儿蹒跚，这就是他的表现；但他张开嘴巴只是为了对一切与验明、检查和处置一个亡故女人有关所绝对必需的手续作出指示或提供信息这个女人的头顶心已经混杂成一堆模糊的骨头、脑浆、红褐色的头发和血肉。等他被两个朋友，温和的约翰和眼泪汪汪的琼，安顿在洛莉房间里的床上时，太阳仍然红得耀眼。约翰和琼为了守在附近，就退到亨伯特夫妇的卧室去过夜。据我所知，他们可能并没有像这种严肃的场合所要求的那样纯洁无瑕地度过那一晚。
“好吧，你是大夫，”约翰有点不客气地说，“不过我毕竟是夏洛特的朋友和顾问。我们想要知道你好歹打算把那孩子怎么办。”
我丧妻后的第一晚喝得烂醉，睡得就跟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孩子一样香甜。第二天早上，我急忙查看口袋里那三封信的碎片。它们已经完全混杂在一起，根本无法再整理成三封完整的信。“你最好把它找回来，因为我无法买……”我猜想这是写给洛的一封信上的话。其他一些碎片似乎表明，夏洛特打算带着洛逃到帕金顿去，甚至返回皮斯基，以免这个贪楚的家伙夺去她心爱的小宝贝。另外一些碎片纸条（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手指这么强劲有力）显然是一份申请书，不是写往圣阿，而是写往另一所寄宿学校的。据说，那所学校的教学方法非常严厉、陈旧和贫乏（尽管也提供在榆树下的棒球游戏），因而博得了“少女教养院”的绰号。最后，第三封信显然是写给我的。我辨认出了诸如“经过一年的分居以后，我们可以……”“哦，我最最亲爱的人儿，哦，我……”“甚至比你另外养个女人还要恶劣……”“或者也许，我会死去……”等这么几条。可是，总的说来，我搜集到的这些零星的材料并没有多少意义；我手掌心里这三封仓促写成的书信形状各不相同的碎片！就跟它们的各条内容在可怜的夏洛特的头脑里一样混乱。
我完全垮了。我请求约翰让事情顺其自然。我说让那个孩子待在我的身旁，哭哭啼啼，老缠着我，我可受不了。她那么容易紧张，这种经历可能会对她的未来产生影响，精神病大夫分析过这类病例。突然都没人说话了。
为了做给莱斯利和路易丝看（他们可能而且也的确向约翰和琼作了报告），我用异常响亮的声音，十分逼真地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假装跟雪莉·霍姆斯谈了一次。等约翰和琼回来的时候，我有意杂乱无章、叽叽咕咕地告诉他们洛跟着中级组去作一次为期五天的远足，一时无法找到，完全把他们给糊弄了。
说到爱管闲事的人，我还有另一位来客——朋友比尔，就是把我妻子除掉的那个家伙。他身体笨重，神情严肃，样子像个助理行刑官，他长着一个斗牛狗的下颌和一双乌黑的小眼睛，戴着一副厚边框的眼镜，还有两个十分显眼的鼻孔。约翰把他领了进来，接着便十分乖觉地关上房门，离开了我们。我那形状怪异的客人温文尔雅地说他有一对孪生女儿在我继女的班里，接着便展开了一大幅他为那场事故所画的示意图。这幅示意图正如我继女会说的那样，真是“一个绝妙的玩意儿”，上面有用不同颜色的墨水画的各种给人深刻印象的箭头和虚线。亨·亨太太的轨迹是用一串安排在好几个位置的草草勾勒出的小人儿——像布娃娃那样极小的职业妇女或陆军妇女队队员——就是在统计学中用作直观教具的用品——来表示的。这条路线十分清楚、确凿无误地与一条画得相当醒目、表现了两个连续转向的曲线接触——一个转向是比尔的汽车为了躲开废品旧货商的那条猎狗而作出的（狗并没有给画出来），另一个转向是第一个的一种夸张的延续，表明他想避免这场悲剧。一个漆黑的十字形记号标示出那个勾勒出的苗条的小人儿最终在人行道上安息的地点。我想寻找用来表示我的来客那身材高大、犹如蜡像一般的父亲仰卧在路堤上的那个地点的类似记号，但一无所获。可是那位先生却也作为见证人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名，他的名字就签在莱斯利·汤姆森、奥波西特小姐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下面。
现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不要多洛蕾丝回来的原因。自然，起先夏洛特刚给除去，我成了一个自由的父亲，重新走进那幢房子，一口喝下我调好的那两杯威士忌苏打，又加上一两品脱我“小桶里的酒”，随后走进浴室，避开邻居和朋友们，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头——就是我知道再过几个小时，热情的、褐色头发的、我的、我的、我的洛丽塔就会投人我的怀抱，扑簌簌掉下泪来，我会把她流下来的泪水吻掉，甚至比泪水往外涌得还要快。可是我正睁大眼睛、满脸通红地站在镜子面前，约翰·法洛轻轻地敲了敲门，问我是否人不舒服——我立刻认识到要是我让她待在屋子里那简直是发疯；周围有这么许多爱管闲事的人四处乱转，老图谋着把她从我身边带走。说真的，难以捉摸的洛本人也可能会——谁知道呢？——对我表现出某种愚蠢的猜疑、突然产生的厌恶、莫名的恐惧等等——那样一来，在胜利的时刻就会失去这个迷人的猎获物。
我冲出门去。我们那条陡峭的小路的那头呈现出一片奇特的景象。一辆又大又亮的黑色帕卡德牌汽车与人行道（一条格子花呢的旅行毛毯揉作一团丢在那儿）形成斜角，冲上了奥波西特小姐倾斜的草地，呆在那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车门像翅膀似的张开，前轮深深陷入常青的灌木丛中。在这辆汽车的右边，倾斜的草地整洁的草皮上，有个衣着讲究——双排纽扣的灰色套装，圆点花纹的领结——留着白色八字须的老先生仰卧在那儿，他的两条长腿并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个毫无生气的蜡像。我必须把当时一瞬间对视觉造成的影响用一连串的词句表达出来；它们在一页纸上有形的堆砌损害了当时一瞬间的实际感受，损害了那种印象的鲜明的统一：一堆毛毯、汽车、玩偶似的老人以及手里拿着一个半空的平底玻璃酒杯、窸窸窣窣地跑回装了纱窗的门廊上去的奥小姐的护士——可以想像，那个撑起身来、足不出户的衰老的女人正在门廊上尖声喊叫，但声音不够响亮，无法盖过废品旧货商家那头猎狗的有节奏的叫声。那头猎狗从一群人跑到另一群人面前——从一群已经聚集在人行道上、靠近那一小块格子花毛毯的邻居面前又回到它最终追捕到的那辆汽车面前，随后又回到草地上的另一群人面前。这群人里有莱斯利、两名警察跟一个戴着玳瑁眼镜、身体健壮的男人。在这方面，我应当解释一下，巡警之所以在事故发生后几乎还不出一分钟就迅速到场是因为他们正在这片斜坡下面两个街区以外的一条狭窄的横路上向违章停放的汽车开发违章通知；戴眼镜的那个人名叫小弗雷德里克·比尔，就是驾驶那辆帕卡德牌汽车的人；而躺在那片绿油油的草地斜坡上、刚被护士用水泼过的那个老人，则是他的七十九岁的父亲——个所谓为银行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他并没有昏死过去，只是刚发了或者可能要发轻度的心脏病，这会儿正舒舒坦坦、有条不紊地在恢复。最后，人行道上的那条旅行毛毯（她过去常常不以为然地指给我看人行道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绿色裂纹）正掩盖着夏洛特·亨伯特血肉模糊的遗体。她在匆匆过街到奥波西特小姐的草地角上的那个邮筒去投三封信的时候，给比尔的汽车撞倒了，还给带出去了好几英尺。有个面目清秀、穿着一件肮脏的浅红色上衣的孩子把那几封信拾起来，递给了我。我在裤子口袋里把它们撕成碎片。
那天，约翰得去会见一个主顾，琼得回去喂狗，于是我暂时失去了朋友的陪伴。那些可爱的人生怕让我一个人待着可能会寻短见，而因为找不到别的什么朋友（奥波西特小姐无法出门，麦库夫妇正在几英里外忙着修建一幢新房子，而查特菲尔德夫妇新近又因自己家里的一场纠纷给叫到缅因州去了），就委托莱斯利和路易丝来跟我做伴，借口帮我整理收拾许多失去了主人的什物。我突然灵机一动，把我从夏洛特的遗物中找出来的一张夏洛特的小照片拿给宽厚、轻信的法洛夫妇看（我们正等着莱斯利受雇前来赴他和路易丝的约会）。她坐在一块圆石头上，在被风吹起的秀发间微笑。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个值得记忆的春天照的。当时我因为公务到美国来，曾有机会在皮斯基住了好几个月。我们相识了一产生了一场疯狂的恋情。唉，当时我已经结婚，而她也和黑兹订了婚；可是等我回到欧洲以后，我们通过一个如今已经去世的朋友互相通信。琼望着那张照片小声说她也听到过一些传闻，随后一边望着，一边把它递给约翰。约翰拿下嘴里的烟斗，望着可爱而放荡的夏洛特·贝克尔，接着把照片递还给我。随后，他们离开了几个小时。快乐的路易丝正在地下室里格格笑着，责骂她的情人。
他那乌黑、紧张的鼻孔里呼出急促的气息，他摇了摇头，握了握我的手，随后便以一种savoir vivre，颇有绅士风范的豪爽气派提出支付殡仪馆的费用。他一心指望我会拒绝他的提议。而我却晕头晕脑、感激涕零地接受了他的提议。这叫他吃了一惊。他慢吞吞地、不敢相信地把他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我再次向他表示感谢，显得甚至比先前还要热诚。
“我明白了，”约翰说，“真对不起。是呀，我明白了。我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样当然使问题变得简单了。不管你有什么看法都不会错。”
约翰说这非常简单——他去请克赖马克斯的警察部门帮着寻找远足的人——这要不了他们一个小时。其实，他对那一带乡野也很熟悉，而且——
法洛夫妇刚走，一个下巴颏儿发青的牧师就来了——我既不想伤害他的情感，也不想引起他的怀疑，所以设法使这次会面短暂而又与上述两个愿望相符。对，我会把一生都致力于谋求那个孩子的幸福。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我和夏洛特·贝克尔都还年轻的时候她给我的小十字架。我有一个表姐，在纽约是个体面的老处女。我们要在那儿为洛莉找一所好的私立学校。噢，多么狡猾的亨伯特！
我装扮的彻底失望时的镇静跟疯狂发作前的沉寂十分逼真，因此这对完美无瑕的法洛夫妇就硬把我接到他们家去了。他们有一个很好的酒窖，就像这一带的酒窖那样。这很有用处，因为我害怕失眠和鬼魂显灵。
在这部十分特殊的回忆录中，我不必详细叙述葬礼以前不得不处理的那些繁文缛节，或是葬礼本身；那场葬礼实际跟婚礼一样平淡。不过在夏洛特这么轻易地死去以后的那四五天里，有几桩小事却值得一提。
弗雷德里克把他那支蜂鸟似的铅笔既熟练又灵巧地从这点飞到那点，用以说明他的完全无辜和我妻子的轻率鲁莽：在他避开那条狗的时候，她已经在新洒过水的柏油路面上滑了一下，向前冲去，但她应该做的是朝后退去而不是向前直冲（弗雷德把自己戴了护垫的肩头猛地一扭，作了个示范）。我说这当然不是他的过错，验尸人员也与我的看法相同。
“约翰，”琼喊道，“她是他的孩子，不是哈罗德·黑兹的孩子。你难道不明白吗？亨伯特是洛莉真正的父亲。”
“主啊，”琼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