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我无法承受吃下去的早饭，但我把身体上的这种需求看作一种无关紧要的来得不巧的意外打发掉；我从衣袖里抽出一条薄纱手帕擦了擦嘴，接着用一块蓝色冰块护着心脏，嘴里含了一片药，裤子后面的口袋里藏着坚实的凶器，动作利索地走进科尔蒙特的一个电话亭（电话亭的小门嘎—嘎—嘎地响着），打电话给我从那本破破烂烂的电话簿上查到的唯一姓希勒的那个人——保罗，家具商。嗓音嘶哑的保罗告诉我他确实认识一个叫理查德的，是他的一个堂兄的儿子，他的住址是，让我想想，杀手街十号（我要找个假名儿也不会相差太远）。那扇小门又嘎——嘎——嘎地响起来。
猎人路在好几英里以外一个更为萧瑟凄凉的地区，到处都是垃圾堆和臭水沟，满是蛀虫的菜园和简陋的小木屋，还有灰蒙蒙的细雨，血红色的泥浆，远处几个冒烟的烟囱。我在马路末尾那幢“房子”——一幢用护墙板搭起来的小木屋前面停下来；离这条路更远一些的地方还有两三幢类似的小木屋，四周是一片充满干枯的野草的荒地。屋子后面传来一阵丁丁当当的锤打声。有好几分钟，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旧汽车上，它既破旧又不坚实，现在到了我的旅程的终点，到了我那阴暗的目的地，终点，我的朋友们，终点，我的恶魔们。时间大概是两点左右。我的脉搏前一分钟还是每分钟四十下，下一分钟就变成了每分钟一百下。蒙蒙细雨滴滴答答地打在车盖上。我已把手枪移到裤子右边的口袋里。从房子后面跑出一条难以形容的杂种狗，惊讶地站住了，随后便和善地冲着我汪汪直叫，它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长满粗毛的肚皮上沾满了泥，它四处走了几步，又汪汪地叫起来。
我又上路了，又驾着那辆蓝色的旧轿车，又是独自一人。在我看着那封信一边与它在我心中所引起的巨大的痛苦搏斗的时候，里塔依然熟睡未醒。她在睡梦中笑眯眯的，我瞥了她一眼，亲吻了一下她湿润的额头，就永远离开了她，留了一张亲切道别的字条，用胶布粘在她的肚脐上面——不然，她可能会看不到。
我说了“独自一人”吗？Pas tout à fait。我有我那黑漆漆的小伙伴陪着我。刚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我就排演起理查德·弗·希勒暴死的场面。我从汽车后部找出一件十分破旧、十分肮脏的灰色毛线衫，把它挂在一片静悄悄的林间空地旁的一根树枝上；我是从当时已经相去很远的公路转入一条林间小路，才开到这儿的。这项判决的执行，在我看来，似乎由于开枪时扳机有些滞涩而稍微受到了点儿影响，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给这个神秘的玩意儿上点儿油，但最后认定我没有多余的时间。那件受到处决的旧毛线衫又回到了汽车上，现在它身上又多了几个窟窿。我给我那热乎乎的伙伴重新装好子弹后，继续上路。
那封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她给我的地址是“科尔蒙特邮局留局待领（不是弗吉尼亚，不是宾夕法尼亚，不是田纳西——反正也不是科尔蒙特——我把一切都遮掩起来了，我的宝贝儿）。经过多方打听，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工业小镇，离纽约市大约八百英里。最初，我打算日以继夜地开去，但后来改变了主意，黎明时分，在离小镇还有几英里的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休息了两三个小时。我早已断定，希勒那个恶魔一定是个汽车推销员，也许在比尔兹利曾经让我的洛丽塔搭过车，从而认识了她——就是她去埃姆佩罗小姐家的路上自行车轮胎爆了的那天——从那以后，他就遇上了某种麻烦。那件受到处决的毛线衫的”死尸躺在汽车后座上，不管我怎样改变它的外形，却总是显出特拉普·希勒的各种不同的轮廓——他身上的粗俗和叫人讨厌的和蔼样儿，于是为了抵消这种粗鄙腐朽的趣味，我决定把自己打扮得特别英俊潇洒，同时在闹钟清晨六点规定报时之前先把钟上的小旋钮按了下去。接着，我带着一位绅士要去决斗时所有的那种严格的具有浪漫色彩的精细态度检查了我整理好的文件，洗了澡，在我虚弱的身体上喷了点儿香水，刮了脸和胸部，挑了一件绸衬衫和一条干净的内裤，又穿上透明的灰褐色短袜，并庆幸自己还在衣箱里带了一些十分精美的衣服——比如，一件带着真珠质纽扣的背心、一条浅色的开司米领带，等等。
杀手街十号是一幢分租房屋。我在那儿访问了好几个神色沮丧的老人和两个留着略带金黄的红色长发、邋遢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性感少女（相当不实际地，只是为了好玩，我身上的那种古老的兽性又在到处寻找衣服穿得单薄的女孩子，等到杀了人后，什么都无关紧要，什么都可以放手去干了，我也许可以把她搂在怀里，紧紧抱一会儿）。不错，狄克·斯基勒尔在这儿住过，但结婚后就搬走了。谁也不知道他的住址。“那家商店里的人也许知道，”有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从一个敞开的检修孔里往外说道，我正好站在那个检修孔近旁，身边是两个细胳膊、光脚的小姑娘以及她们的头脑迟钝的祖母。我进错了一家商店，根本还没开口询问，一个小心谨慎的老黑人就摇起头来。我穿过马路来到一家凄凉黯淡的杂货店里，在那儿，经我请求，一位顾客帮我询问后，有个女人的声音从好像跟那个检修孔对应的地板下的一个木坑里喊道：猎人路，末尾那幢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