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认为再次回到东部，让她去上比尔兹利的那所私立学校，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应当趁着依然适宜攀登的时候越过墨西哥边界，在亚热带的乐园中隐匿几年，直到可以安安稳稳地跟我的小克里奥尔人结婚，因为我必须承认，凭借我自身的腺和神经节的情况，我可以在同一天中从精神错乱的一极转向另一极——从想到一九五〇年前后我就只好以某种方式摆脱一个难以相处、身上已经没有那种神奇的性感少女气质的少女——转而想到凭着耐心和运气，我或许可以使她最终生出一个精细的血管里流着我的血的性感少女，洛丽塔第二，一九六〇年前后她就会八九岁，那时我仍然dans la force de lage；确实，我的心灵或非心灵的远视能力仍足以在遥远的时光中辨别出一个vieillard encore vert——或者会不会是个脸色发青的衰朽的人？——古怪、温柔、流着口水的亨伯特博士对非常惹人疼爱的洛丽塔第三练习做爷爷的技巧。
研究我这种病例的那个能干的精神病大夫——如今，我相信，亨伯特博士已经使他陷入一种野兔似的痴迷的状态——无疑急于要我带着我的洛丽塔到海边去，让我最终在那儿获得自己毕生追求的欲望的“满足”，彻底摆脱儿时最初跟幼小的李小姐所未完成的恋情那“下意识的”困扰。
噢，别皱起眉头望着我，读者，我可无意给人印象，以为我并不想方设法过得快活。读者必须理解，在占有并奴役一个性感少女的时候，那个着魔的旅客可以说是处在超幸福的状况中。因为世上没有其他的幸福可以和抚爱一个性感少女相比。那种幸福是hors concours，它属于另一类，属于另一种感受水平。尽管我们发生口角，尽管她性情乖戾，尽管她大惊小怪，老是做出一脸怪相，尽管这一切都粗俗下流，充满危险，根本没有希望，但我还是深深地藏在我选定的天堂中——一座天空充满了地狱之火的颜色的天堂——但仍是一座天堂。
我稍微有点儿夸张。夏天的一个中午，就在林木线以下，我乐意称做飞燕草的那种色彩艳丽的花密密麻麻地长在一条水声潺潺的山溪旁。洛丽塔和我，我们找到了一个僻静的浪漫的所在，位于我们停放汽车的那个山口往上一百英尺左右的地方。这片山坡似乎还未有过人的足迹。最后一棵气喘吁吁的松树在它伸展到的一块岩石上得到应有的休息。一只土拨鼠对着我们叫了一声又缩了回去。我给洛铺好旅行毛毯；干枯的花儿在毯子下面轻微地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维纳斯来了又走了。高耸在上面的斜坡上的参差不齐的悬崖跟蔓延在我们脚下的一团乱蓬蓬的灌木，似乎既为我们遮挡阳光，也为我们遮挡闲人。啊呀，我没有预料到在离我们几英尺外的灌木和乱石丛中，影影绰绰的有条悄悄的蜿蜒向上的小径。
在我们那次疯狂漫游的日子里，我毫不怀疑自己在当洛丽塔第一的父亲时十分可笑地失败了。我全力以赴；为了洛丽塔的十三岁生日，我在一家书店里给她买了一本精装的安徒生的《小美人鱼》，其中附有几幅商业上的“美丽”插图；我在那家书店里还买了一本无意中取了个圣经式名称的书：《了解你自己的女儿》；我反复阅读着这本书。可是就连在最美好的时刻，比如我们在一个阴雨的日子坐着看书（洛的目光从窗户落到她的手表上，又从手表扫向窗户），或者在一个拥挤的小饭店里平静地吃着一顿丰盛的饭菜，或者玩着一场幼稚的牌戏，或者到商店里去买东西，或者跟其他的汽车游客和他们的孩子一起默默地瞅着沟里的一辆撞得粉碎、溅满血迹的汽车跟一只年轻女人的鞋（等我们继续往前行驶的时候，洛会说，“那正是我极力想向商店里的那个笨蛋说明的那种式样的鹿皮鞋”）；在所有这些偶然的场合，我在自己眼里是个难以叫人相信的父亲，正如她在自己眼里是个难以叫人相信的女儿。也许，是良心不安的迁徙流动致使我们无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等到有了固定的住处跟女学生每天上学的常规，情况是不是就会好转？我选择比尔兹利，不仅因为那儿有所相当严肃的女子学校，而且也因为有那所女子学院。我想让自己casé，以某种形式依附在我那条纹衣服会与之混和的某个有图案的表面，于是我想到了我在比尔兹利学院法语系所认识的一个人。他相当好心地用我编的课本作他的教材，并曾想要请我去作一次学术报告。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正如在写这些自白的过程中有一次我提到的那样，几乎没有什么比一般女大学生的松垮笨重的骨盆、粗壮的小腿和惨淡的肤色叫我感到更为厌恶的体形了（大概因为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粗糙的女性肉体的棺木，而我的性感少女就给活埋在里面）；但我确实渴望有个标记，有个背景，有个幻影，而且正像不久就会变得十分清楚的那样，有一个理由，一个相当荒唐的理由，可以说明何以跟老加斯东·戈丹待在一块儿会特别安全。
嗨，朋友，让我告诉你，我确实想寻找一片海滩，不过我也必须承认，等我们到了那片灰色的海水的幻景中，我的旅伴已经给了我那么许多快乐，因此，寻找一个“海滨王国”，一个“理想化的里维埃拉”或诸如此类的地方已经完全不是下意识的冲动，而成了对纯理论的欢乐的合理追求。天使们知道了这一点，因而相应地作了安排对大西洋边一个似乎不错的小海湾的游览却给恶劣的天气完全打乱了。阴霾、潮湿的天空，浑浊的海浪，感到漫无边际却又相当实在的薄雾——还有什么比我的里维埃拉恋情那新鲜的魅力、天蓝色的机遇和玫瑰色的邂逅更为遥远的呢？墨西哥湾的几处亚热带海滩虽然阳光明媚，但是却给一些恶劣的小动物弄得斑斑点点的满是污迹，又时常受到飓风的扫荡。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片面对虚无缥缈的太平洋的海滩上，我在一个洞穴里偶尔发现了一处相当邪恶的幽静的所在。你在那儿可以听到好多女童子军的尖叫声，她们待在海滩上面单独划出来的一块地方的腐朽的树木后面，头一次在拍岸的海浪中洗澡。可是浓密的大雾好似一条湿漉漉的毛毯，沙地又硬又黏，洛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身上还沾满了沙粒，我平生第一次对她像对一头海牛似的，不再有什么欲望。说不定我的学识渊博的读者会变得活跃起来，假如我告诉他们即使我们在哪儿发现一片合乎心意的海滨，那也为时已晚，因为我真正的解放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实际上，就在安娜贝尔·黑兹，又叫多洛蕾丝·丽，又叫洛丽塔，在一种虚构不实却又十分令人满意的海滨部署中（尽管那儿除了附近一个平凡的小湖，什么也没有），肤色金褐、跪着身子、仰起脑袋，在那个破旧的门廊上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刻。
最后还有钱的问题。我的收入在我们驾车四处兜风这样过度的花费下正越来越少。不错，我坚持挑便宜的汽车旅馆住宿，但有时也会住进一家喧闹豪华的饭店，或一个讲究排场的度假牧场，耗费掉大量我们的预算费用。另外，花在观光游览和洛的衣服上的钱款数目也大得惊人，而黑兹的那辆旧汽车尽管还算强健、忠实，但却仍然需要不少大大小小的修理。在监狱当局为了让我写供词而宽厚仁慈地允许我使用的文件中，恰巧还留着我的一张路线平面图，我在上面找到一些匆匆写下的笔记，可以帮我计算出下面这笔账。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那大肆挥霍的一年里，伙食和住宿花掉我们大约五千五百美元；汽油、润滑油和修车花掉一千二百三十四美元，其他各种额外的开销，数目几乎也差不多；因此，在大约一百五十天的实际旅程中（我们行驶了大约两万七千英里！），外加中间的大约两百天停留时间，我这个节俭的rentier花了八千美元左右，或者最好说一万美元，因为像我这么一个不善动手实干的人，一定忘了不少项目。
我记得的另一件叫我深为吃惊的事与我们返回东部的旅程中夜晚经过的一个小镇有关。在离那个小镇大约还有二十英里的地方，我碰巧告诉她，她在比尔兹利要上的那所私立走读学校是一所相当高级的女子学校，没有现代的胡搅乱闹。洛听了这话，就言辞激烈地对我慷慨陈词，时而央告，时而辱骂，时而自以为是，时而模棱两可，时而粗鄙恶毒，时而幼稚绝望，所有这些都给交织在一种令人恼火、貌似合乎逻辑的话语中，促使我也只好表面上作番解释。我耳朵里充满了她愤怒的话语（绝妙的机会……我要是把你的意见当真，我就是个傻瓜……讨厌的家伙……你可差遣不了我……我并不把你放在眼里……等等等等），继续像在平滑的公路上飞驶似的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开过那个熟睡的市镇，突然有两个巡警把聚光灯照在我们的车上，叫我把车开到路边。洛仍在不假思索地怒吼乱骂，我对她嘘了一声，叫她安静。那两个人不怀好意地好奇地打量着我和她。突然她面带酒窝地朝着他们甜甜地一笑，她对我这个犹如兰花似的男子却从没做过这样的表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洛甚至比我更怕司法人员——后来那两个和善的警官宽恕了我们，我们十分恭顺地缓缓往前开去，她阖上眼睛，眼皮不断颤动，装着虚脱无力的样子。
我决定到比尔兹利（比尔兹利女子学院的所在地）以后，就去查阅一些我还没能研究过的参考著作，比如，沃纳的论文《论美国的监护法》和一些美国儿童机构的出版物。我还认定，对洛来说，随便什么都比她那种品德日益败坏的游手好闲的日子要好。我可以说动她去做那么许多事儿——开列的项目可能会叫一个职业教育家大为惊奇；但不管我怎样恳请或怒吼，我始终没能让她阅读那些所谓的连环漫画册或美国妇女杂志上的故事以外的任何东西。任何程度稍高的文学作品在她看来都带着上学的味儿，尽管从理论上讲，她愿意欣赏《僵直的姑娘》、《一千零一夜》或《小妇人》，但她相当肯定自己不会用这种趣味高雅的读物糟蹋她的“假期”。
老朋友法洛多少算是一个律师，本应可以给我一些可靠的意见，但他为了琼的癌症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工夫去做他没有应允的事；他所应允的事——明确地说就是在我从夏洛特凶死所遭受的打击中逐渐恢复过来以前，照管好夏洛特微薄的产业。我已经让他习惯地认为多洛蕾丝是我亲生的孩子，因此不能指望他为我的这种情况操心。读者这会儿一定已经得出印象，我是一个可怜的生意人；不过无知和懒散都不应当妨碍我从别处去寻求专业人员的意见。阻止我采取行动的是一种可怕的感觉，即如果我用任何方式干预命运，想使命运的美妙的礼物变得合理，那么这样礼物就会像东方故事中山顶上的那座宫殿似的给夺走。每逢一个可能成为主人的人向宫殿的看守人打听，怎么会从老远就清晰地看见黑色的岩石和房基之间那窄窄的一条充满晚霞的天空，宫殿就消失不见了。
眼下，我要作一番古怪的供述。你会发笑的——可是，说实在的，我不知怎么始终没有相当确切地弄明白法律的规定究竟是怎样的。现在我也不清楚。噢，我只是零零星星地知道一点。亚拉巴马州禁止监护人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更改被监护人的住址；明尼苏达州（我要向它脱帽致意）规定亲属对任何一个十四岁以下的儿童承担了永久的照管和监护以后，法院便不再过问。试问：一个非常叫人疼爱的妙龄宝贝儿的继父，一个只当了一个月时间的继父，一个财产不多却足以衣食无忧的患有神经官能症的中年鳏夫，有过见识欧洲的低矮护墙、一次离婚和进过几家精神病院的经历，他是否可以被视为亲属，从而被视为当然的监护人呢？如果不行，我是不是必须，是不是能够合情合理地通知一个福利委员会，大胆地提出申请（你怎样提出申请？）让一个法院人员来调查我这个温顺、可疑的人和危险的多洛蕾丝·黑兹呢？我在大小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里做贼心虚地查阅过的那许多有关婚姻、强奸、领养等的书籍，除了隐隐约约地暗示国家是未成年儿童的最高监护人以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皮尔文和扎佩尔（要是我没记错他们姓氏的话）在一部给人深刻印象的论述合法婚姻的书里完全无视那些需要照顾失去母亲的女儿的继父的情况。我最好的朋友是一部有关社会服务的专题著作（芝加哥，一九三六年），一个纯朴的老姑娘费了不少气力替我从一个满是灰尘的藏书地方把它找了出来，那部专著上说，“并没有原则规定每个未成年人都必须有一个监护人；法院是被动的，只在儿童的境况明显有危险的时候，才介入这场纷争。”于是我断定，只有在某人庄严而正式地表示他有这种愿望时才指派他当监护人；不过，在他接到通知出庭听取裁定，长出一双灰色的翅膀以前，可能过去了好几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那个漂亮、淘气的孩子在法律上讲是无人照管的，这不管怎么说正是多洛蕾丝·黑兹的情况。接着就是听证。法官问了几个问题，律师作出几个令人安心的答复，笑了一笑，点了点头，外面下着蒙蒙细雨，监护人就这么指定了！但我仍然不敢。离远一点，像只老鼠，蜷起身子藏在洞里。法院只在牵涉到某种金钱的问题时才变得过度活跃：两个贪楚的监护人，一个遭到劫掠的孤儿，还有一个更为贪楚的当事人。可是我们，一切都井井有条，财产目录已经编好，她母亲的那点微薄的财产正原封不动地等着多洛蕾丝·黑兹长大去继承。最好的策略似乎是不提任何申请。要不如果我过分保持沉默，会不会有哪个爱管闲事的人，哪个慈善协会插手干涉呢？
如今我为一种全然不同的困境而感到心中难受，我知道我是一个勇敢的人，可是当时我对此并不清楚，只记得为自己的冷酷而感到吃惊。我用一个人在最狼狈的处境中对一头汗水淋漓、心慌意乱、畏畏缩缩、训练有素的动物发出的那种低声细语的命令（是什么疯狂的希望或仇恨使那头幼小的牲畜的两胁颤动，是什么不祥的命运刺穿了驯养人的心脏！），让洛站起身来。我们先端庄得体地迈着步子，接着便很不雅观地急匆匆地跑到汽车跟前。在我们的汽车后面，停着一辆漂亮的客货两用轿车。一个留着一小把蓝黑色的胡须的相貌英俊的亚述人，un monsieur très bien,穿着绸衬衫和洋红色的宽松裤，大概是那个肥胖的植物学家的丈夫，正在一本正经地拍摄一块说明这条山路高度的路牌。上面写着约有一万英尺以上的高度，我真要喘不过气来了，我们喀嚓嚓向旁滑了一下，驾着车子离开了，洛仍在挣扎着穿衣服，一边还对我骂骂咧咧，用的语言是我连做梦也想不到女孩子会知道的，更不用说使用了。
还有其他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比如有一次是在电影院。洛当时仍然非常爱看电影（这种爱好到中学第二年才逐渐衰退，成了不太热心的赏光）。我们在那一年一味追求感官享受、不加选择地看了，噢，我也说不来，一百五十或两百部影片。在一些经常去看电影的时期，有许多个新闻短片我们都看了五六遍，因为每周的同一集新闻短片总在不同的主要影片前放映，老是尾随着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她最爱看的电影类别按照以下的顺序排列：音乐片、下层社会片和西部片。在第一类影片中，真正的歌手和舞蹈演员在一个基本上无忧无愁的生活领域里度过不真实的舞台生涯，死亡和真理在那儿均遭到禁止，一个白发苍苍、易动感情、严格说来长生不死、对自己那热衷表演的女儿起初很不情愿的父亲最后总为她在难以置信的百老汇成为完美的典型而拍手叫好。下层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儿，英勇的新闻记者遭受折磨，电话账款高达几十亿元，在枪法不精的喧闹的气氛中，歹徒们被病态地无所畏惧的警察追得在下水道和仓库里乱跑（我可不会给警察那么多操练）。最后是西部片中赤褐色的风光，那些脸色红润、眼睛碧蓝的出色骑手，来到咆哮谷中的那个一本正经的漂亮的小学女教师，用后腿直立起的马儿，壮观的踏游年会，从颤动的窗玻璃外塞进来的手枪，惊人的搏斗，轰然倒下的堆积如山、覆满灰尘的老式家具，用作武器的餐桌，正合时机的筋斗，仍在摸索掉落的单刃猎刀的被按住的手，嘴里发出的咕噜声，拳头打在下巴上的可怕的啪啪声，肚子上挨到的一脚，凌空的争抢；紧接着一阵简直会叫一个赫拉克勒斯住进医院的过度的疼痛（我现在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就没什么可以表现的了，只有那个精神振作的英雄抱着他那打扮华丽的边疆新娘，古铜色的脸颊上还有着颇为相称的淤伤。我记得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小剧场里看过一场午后的演出，剧场里挤满了孩子，弥漫着爆玉米花的热气。月亮是黄的，悬在围着围巾的低吟歌手的头上，他的手指搁在琴弦上，一只脚踏在一根松木上，我并无什么邪念地搂住洛的肩膀，把嘴凑近她的鬓角。这时坐在我们背后的两个恶婆娘开始嘟囔起再可疑不过的话儿——我不知道我是否理解对了，不过我自以为理解了的意思使我把轻柔的手抽了回去。当然，后来演的一切我都没看清楚。
这些特殊的感觉即便不是由现代精神病学的原则而产生的，至少也受其影响；我对这些感觉就谈到这儿为止吧。因此，我离开了——领着我的洛丽塔离开了——海滩，因为那些海滩不是在人迹稀少的时候过于凄凉，就是在人声喧嚣的时候过于拥挤。然而，每当回忆起自己常不抱希望地到欧洲公园里去转悠，我想我仍对户外活动有着强烈的兴趣，渴望找到合适的露天活动场所，尽管那些地方令我狼狈不堪。这儿，我也同样受到阻挠。现在我必须记下的失望（因为我温和地想把我的故事逐渐表现为贯串在我的幸福中的持续不断的冒险和恐惧）丝毫不应当影响那片具有抒情、史诗、悲剧的色彩但却绝对没有田园牧歌情调的美国荒野。那些荒野美丽非凡，令人心碎，它们那种天真纯朴、默默无闻的柔顺品质是我那表面光洁、像玩具一样鲜亮的瑞士村庄和受到详尽无遗地赞誉的阿尔卑斯山所不再具备的。无数情侣曾经在欧洲山腰漂亮的草皮上，在富有弹性的苔藓上，在邻近干净的小溪旁，在树干上刻着姓名首字母的橡树下的粗木长凳上，在那么多山毛榉林中的那么多cabanes内拥抱接吻。可是在美国的荒野上，野外的情人会发现要想沉湎于最古老的罪恶和娱乐，并不怎么容易。有害的植物会使他心上人的屁股感到火辣辣的，叫不出名字的昆虫又刺疼了他的臀部；森林里地面上尖利的东西会戳痛他的膝盖，而昆虫又会来咬她的膝盖；四周老传来潜在的毒蛇——que dis—je，是半灭绝的龙——持续不断的沙沙声。而巨大的花朵那像螃蟹似的花籽，外面包了层难看的绿色外壳，紧紧粘在吊袜带吊着的黑色短袜和沾满泥浆的白色短袜上。
于是我们驶到了东部；我在情欲上得到了满足，我的感受却主要是身心交瘁，而不是精神振奋，而她身上却焕发着健康的气息，两边髂骨形成的花环依然像男孩子的一样短小，尽管身高增加了两英寸，体重增加了八磅。我们到过各个地方，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看到。今天我总认为我们的长途旅行只是用一条弯弯曲曲的蜒蚰黏液条痕玷污了这片充满信任、梦幻一般的迷人的辽阔的国土，回想起来，这片国土当时在我们的眼中不过就是搜集在一起的折角地图、破旧的旅行指南、旧轮胎和她在夜晚的抽泣——每天夜晚，每天夜晚——在我刚假装睡着时就开始的抽泣。
她怀着轻率的好奇心进入了我的天地，红棕色和黑色的亨伯特。她感到既有趣又厌恶地耸了耸肩，仔细察看了一番。我觉得她好像带着一种近乎明显的反感准备离开。她在我的抚摸下从不颤动，我辛辛苦苦所得到的补偿只是一句刺耳的“你想想你在做什么？”我的小傻瓜喜欢最粗野的电影，那种最叫人腻烦的胡编乱造，而不喜欢我提供的美妙仙境。想想看，在汉堡包和亨伯特之间，她会——带着冷冰冰的明确态度，始终如一地——选中前者。再没有比一个受到宠爱的孩子更凶狠无情的了。我有没有提到我刚去过的那家奶品店的字号？偏巧它的名字就叫“冷漠女王”。我有点儿伤感地笑了笑，把她称作“我的冷漠公主”。她并不理解这个欲望不能得到满足的玩笑。
我记得交合完毕，完全完毕后她伏在我的怀里哭泣——在其他方面都十分美满的那一年中，她变得三天两头儿生闷气，当时就是在这么发作过后的一阵缓解的呜咽！我刚刚收回了她迫使我在轻率、焦躁、热情冲动的时刻所作的一个愚蠢的承诺，她就摊开手脚躺在那儿呜咽，拧着我抚爱她的手，我则快乐地笑着，但我现在了解的那种可怕的、难以置信的、无法忍受的而且我看还是永无休止的恐怖当时还只是我幸福的碧空中的一个黑点；我们那样躺着。忽然我大吃一惊，就是叫我可怜的心房失常地乱跳的那种震惊，我看见两个陌生而美丽的孩子那一眨不眨的黑乌乌的眼睛；他们看上去像小牧神和小仙女似的，他们完全相同的平伏的深色头发及没有血色的脸蛋儿表明他们即便不是李生兄妹，也是同胞手足。他们蹲在那儿，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两个人都穿着跟山花交融在一起的蓝色的运动衫裤。我急忙拉起毯子，拼命想要遮住身体——而就在那同一瞬间，有个好像圆点花纹推球的玩意儿在几步外的矮树丛中开始转动起来，变成一个梳着乌黑短发逐渐直起身来的矮胖的女子。她一边无意识地往她的花束里添了一朵野百合，一边回头从她那仿佛用蓝砂岩塑成的可爱的孩子身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
就在那会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于被人发觉，难怪这番经历永远抑制了我对野合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