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老派的读者总希望追踪“真实的”故事以外的“真”人的命运，为了照顾这类读者，现在把我从“拉姆斯代尔”的“温德马勒”先生那儿得到的几个细节叙述出来。“温德马勒”先生希望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这样“这粧不光彩的卑鄙的事件漫长的阴影”便不会延伸到他所属的引以为豪的那个社区。他的女儿“路易丝”如今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蒙娜·达尔”现在在巴黎上学。“丽塔”新近嫁给了佛罗里达州一家饭店的老板。一九五二年圣诞节那天，“理查德·F·希勒”太太在西北部最遥远的居民点“灰星镇”为分娩而死去，生下一个女性死婴。维维安·达克布鲁姆写了一部传记《我的奎》，不久就要出版。仔细阅读过原稿的评论家们把它说成她最好的作品。与此事有关的各处公墓的管理人员都报告说并没有鬼魂出现。
我的工作结果比我们俩预料的要简单一些。除了改正一些明显的语法错误和仔细删去几处不易删除的细节外，这部异乎寻常的回忆录完整无损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那些细节，尽管“亨·亨”作了努力，先前仍然像路标和墓碑继续出现在他的文稿中（它们提到的一些地方或人物，由于下等低级而需要掩饰，出于体恤怜悯也不该加以伤害）。这部回忆录作者离奇的外号是他自己杜撰的。当然，这副面具——似乎有双催眠的眼睛正在面具后面闪闪发光——依照佩戴面具的人的意愿，不得不继续由他戴着。虽然“黑兹”只和女主人公真实的姓氏押韵，但她的名字却跟本书的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容我们作出改动，而且（读者自己也会发现）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去改动。有关“亨·亨”罪行的材料，爱好盘根究底的人不妨去查阅一九五二年九、十两月的日报。如果我没有获准在灯下编辑这部回忆录，这桩罪行的起因和目的就会继续是一个全然费解的谜。
作为一份病历，《洛丽塔》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超越了赎罪的各个方面；而在我们看来，比科学意义和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就是这部书对严肃的读者所应具有的道德影响，因为在这项深刻的个人研究中，暗含着一个普遍的教训；任性的孩子，自私自利的母亲，气喘吁吁的疯子——这些角色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故事中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提醒我们注意危险的倾向；他们指出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洛丽塔》应该使我们大家——父母、社会服务人员、教育工作者——以更大的警觉和远见，为在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上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一代人而作出努力。
本评论人希望得到谅解，能把他在自己的书和讲稿中所强调的观点再重复一遍，明确地说就是：“令人反感”往往不过是“异乎寻常”的同义词，而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当然总具有独创性，因而凭借其本身的性质，它的出现应该多少叫人感到意外和震惊。我无意颂扬“亨·亨”。无疑他令人发指，卑鄙无耻；他是道德败坏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一个身上残暴与诙谐兼而有之的人物，或许他显露出莫大的痛苦，但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他行动缓慢，反复无常。他对这个国家的人士和景物的许多随口说出的看法都很荒唐可笑。在他的自白书里，自始至终闪现出一种力求诚实的愿望，但这并不能免除他凶残奸诈的罪恶。他反常变态。他不是一位上流人士。可是他那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多么神奇地唤起人们对洛丽塔的柔情和怜悯，从而使我们既对这本书感到着迷，又对书的作者深恶痛绝。
《洛丽塔》或《一个白人鳏夫的自白》，这就是本文作者在撰文以前所收到的这篇奇特的记述的两个标题。这篇记述的作者，“亨伯特·亨伯特”，已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法定监禁中因冠状动脉血栓症而去世，距他的案件开庭审理的日期只有几天。他的律师，也是我的亲戚和好友，目前在哥伦比亚特区当律师的克拉伦斯·乔特·克拉克先生，根据他的委托人的遗嘱，请我编订这部手稿。他的遗嘱中有条条款，授权我那很有名望的表兄全权处理付梓出版《洛丽塔》的一切有关事宜。克拉克先生选定的这个编辑刚刚由于他的一部朴实无华的著作（《理性有意义吗？》）而获得波林奖，其中论述了若干病理状态和性变态行为。克拉克先生的决定可能受了这桩事的影响。
于马萨诸塞州，威德沃什
小约翰·雷博士
如果把《洛丽塔》单纯看作一部小说，倘若书中场面和情感的表达方式被闪烁其词、陈词滥调的手法弄得苍白无力，那么这种场面和情感对读者就始终会显得令人恼火地含糊。的确，在整部作品中找不到一个淫秽的词。当然，粗鲁庸俗的读者受到现代习俗的影响，总心安理得地接受一部平庸的小说中的大量粗俗下流的词语；他们对这部作品在这方面的匮乏会感到相当吃惊。然而，如果为了让这种自相矛盾的故作正经的人感到舒适，哪个编辑就试图冲淡或删去被某种类型头脑的人称作“色情”的场面在这方面，参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尊敬的约翰·M·伍尔西法官对另一部更为直率的书所作的重大裁决，那么就只好完全放弃出版《洛丽塔》了，因为这些场面虽然可能会被某些人不适当地指责为本身就会激起情欲，但它们却是一个悲剧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最起作用的场面，而这个悲剧故事坚定不移的倾向不是别的，正是尊崇道德。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商业化的色情文学也如此声言。有学问的人也许会反驳说“亨·亨”的充满激情的忏悔只是试管中的风暴；他们会指出至少有百分之十二的美国成年男子——根据布兰奇·施瓦茨曼博士（口头讲述）的一项“保守的”估计——每年都会用各种方式领略到“亨·亨”用如此绝望的口气所描述的特殊经历；他们还断言如果我们这个疯狂的记日记的人在一九四七年那个决定命运的夏天曾去向一位高明的精神病理学家求教，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不过那样一来，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