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三个漂亮的、活泼可爱的美国姑娘出现了，穿着极薄极少的丝绸和尼龙衣裙，拎着装满纪念品、礼物、葡萄酒和食物的购物袋。
烩菜里有肉，这对我来说是一顿货真价实的美餐。实际上，那点少得可怜的肉对我的肠胃来说太油腻了，它们已经不习惯接受这样营养丰富的东西。我吃完后不到一小时就吐了个精光。
隔间很大，可以容纳八个人，火车里人越来越多，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几位粗壮的农民在不同的时间出现，要求准许他们与我们合用一个隔间。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我臭气熏天的状况。每次宪兵都挥挥手，不容置疑地把他们打发走了。
我没有东西可读。“你看，我病着呢，”我说。“求求你，能给我请一个医生吗？”
“不。”他坚决地说。我们离开佩皮尼昂几小时后，三位年轻姑娘确信我和宪兵都听不懂英语，就开始谈论她们度假期间的爱情经历，其中涉及许多隐私的细节，我听了大为惊讶。她们用那样生动的语言比较她们每一位情人身体上的优点、力量和杰出表现，我听了都觉得脸红。我从来没有听姑娘讲过这样的下流话，里面满是脏话粗话和色情的评论。看来，我对女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同时我还推测如果我参加了她们的性爱奥林匹克竞赛，会取得什么名次。
到了机场，他们把我带出大篷车，押着我穿过大厅，朝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柜台走去。我经过大厅时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当我拖着锁链，哗啦哗啦走过时，有人甚至从咖啡馆和酒吧里跑出来看我。
我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我当时还没有方向感，而且我认为要向宪兵打听我的目的地是白费口舌。我可怜巴巴地蜷缩在两位宪兵中间，病恹恹的，垂头丧气，偶尔望望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或偷偷打量那些姑娘。我从她们的谈话中听出，她们是来自费城地区的学校教师，正在欧洲度假。她们去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牛斯山，现在正要游览另外某个迷人景点。
我被带往巴黎的警察局监狱，交给了警察局长，那是一个胖乎乎的秃顶男人，双下巴油光光的，一双眼睛冷冰冰的毫无感情。然而，看到我的模样，即使这双眼睛也流露出震惊和厌恶的神色，他立刻设法拯救我的形象。一位警官押送我去洗了个澡，我身上厚厚的污垢洗净之后，一位犯人理发师又被召来替我剪头发、刮胡子。然后我被押往一间牢房，那不过是一个十分朴素的小房间，但与我以前的监狱设施相比简直是非常奢侈了。
“我去问问，”他说。一小时后他回来了，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碗烩菜、一块面包和一罐咖啡。“对不起，”他说。“没有医生。”我想他说的是真话。
我认出了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柜台后面的一位职员。她曾经为我兑换过一张假支票。我现在记不清那张支票上的数额了。不知她有没有认出我，从她脸上丝毫看不出来。这也难怪，当初请她兑换支票的男人是一个体重200磅的大汉，皮肤黧黑，体格强健。而现在她面前的这个戴锁链的犯人是一具病病歪歪、脸色苍白的骷髅，眼窝凹陷，躬腰驼背，实际上，她看了我一眼就赶紧把目光移开了。
她们散发着昂贵的香水气味，脸上笑得很灿烂，一位宪兵站起身，殷勤地邀请她们坐在对面的板凳上。她们刚一坐下，就试图跟警官搭话，想知道我是谁，犯了什么罪。显然，她们看到我被锁链这样牢牢栓着，以为我肯定是一个臭名昭着的、凶残的杀人犯。她们似乎感兴趣更胜于害怕，并且热烈地讨论着我身上那股熏人的恶臭。“他的气味太难闻了，好像他们一直把他关在下水道里一样。”一位姑娘评论道，其他人哈哈大笑着表示赞同。
到了火车站，我从汽车里被带出来，一个宪兵把一根较细的链条的一端拴在我的皮带上，另一端缠在他的一只手上，然后就像牵着一条狗似的，拽着我穿过火车站聚集的人群，把我推上火车。售票员示意我们进入一个玻璃密封的隔间，里面有两条板凳，门上贴着一个招牌，说明这个隔间是司法部专用的。我们经过时，车上的其他乘客都带着恐惧、震惊和反感望着我，有人闻到了我身上的气味，厌恶地往后退缩着。我早就对我自己的秽物失去了嗅觉，但我能够理解他们，我一定像一群受到激怒的臭鼬一样恶臭难闻。
我仍然对我的境况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我是否又要在巴黎面临审判，也不知道我将要在这里服刑，还是被送交给其他国家的政府。我的所有提问都遭到断然拒绝。
我并没有留在巴黎。第二天早上，吃过一顿由咖啡、面包和奶酪组成的早饭———总算没有吐出来，我就被带出牢房，又像野兽一样被拴上镣铐和锁链。两位宪兵把我押进一辆带窗户的大篷车，我的双脚被链条拴在地上的一个螺栓上。上路以后，我很快就认出了我们要去哪里。他们要把我送到奥利机场。
我们的目的地果然是巴黎。宪兵拉我站了起来，向三位姑娘道别，然后粗暴地拉着我下了火车。但我还是抽空向姑娘们告了个别。
火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后，我尽管身体不舒服，却感到肚子饿了。姑娘们从她们的购物袋里拿出奶酪和面包，还有罐装的馅饼和葡萄酒，美美地吃了起来，并把这些美妙的食物与宪兵们一起分享。一位姑娘想喂我吃一小片三明治（我的双手被铐住了，即使允许我吃东西也没法吃），但一位宪兵轻轻抓住她的手腕。
我不想让她们知道我是个美国人。我这副模样出现在她们面前，我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宪兵最后使三位年轻女子明白，他们既不会说也听不懂英语，于是当火车驶离站台后，三位姑娘就自己聊起天来。
房间里有一张狭窄的铁皮床，上面铺着薄薄的床垫和粗糙而干净的床单，还有一个小小的洗脸盆和一个名副其实的厕所。房间里还有一盏电灯，开关由外面控制。“你可以读书一直读到晚上9点，然后就关灯了。”看守告诉我。
当我被拉着走出隔间的门时，我扭过脑袋，朝三位年轻教师露出一个色迷迷的微笑。
难道我们要去巴黎？我猜想道。
“替我向费城的每个人问好。”我用最正宗的布朗克斯口音说。她们脸上的表情使我沮丧的自我大大振作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