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两封信时非常小心。它们只是说明我于1961至1962年间曾任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讲师，教员评估委员会给我的评分十分令人满意，后来我主动辞职，进入商用航空领域，成为一名飞行员。信写完后，我把它们拿给盐湖城的一位零件印刷商，请他每一封都印12份，我对他说我正在向几所大学申请教师职位，所以需要好多封印在高级文件纸上的推荐信。看来，我的要求对他来说司空见惯，他心不在焉地就把事情给我办成了。
“我理解，亚当斯博士，”格里姆斯博士回答道。“我们明天上午见。”
周末，我就找犹他州一处风景优美的人间仙境，尽情地陶醉其中，身边通常有一位同样美如天仙的佳人陪伴。
我与格里姆斯教务长的会面非常愉快。他似乎对我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我们大部分时间，包括在教工俱乐部轻松地共进午餐时，都在讨论我作为一名飞行员的“经历”。格里姆斯博士像许多坐办公室的男人一样，对航空公司飞行员抱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十分渴望让这些激动人心的憧憬得到证实。我心里装着许多趣闻逸事，足以满足他假想自己是飞行员的欲望。
加州尤里卡的几位银行职员也会同意这种说法。实际上，如果它以决议的形式提出来，全国各地肯定会有大批出纳员和银行官员争相附议。
不到一星期，我向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索要的材料就寄来了，我驱车到盐湖城购买我目前制造假证件所必需的材料。我最后完工的“成绩单”简直天衣无缝，上面标明我的平均成绩是3.7分，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航空对北美洲农业人口的社会学影响》。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纽约州立大学教务主任的回信是写在正式学校信纸上的。我剪下信纸上端的印刷文字，用透明塑料胶条和高档文件纸伪造了一种足以乱真的学院信纸。我把它修剪成标准的打印纸大小，然后坐下来给自己写了两封推荐信，一封是以教务主任的名义，另一封是以社会学系主任的名义。
说实在的，我并没有那么鲁莽。不过。我对银行工作人员采取的一些做法确实令他们尴尬得无地自容，更不用说他们还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了。
对我来说，尤里卡是我成为一个专业骗客的开端。当然啦，我到达这个城市时已是支票诈骗方面的一位高年级学生。
这时，离暑期第一个学期开始还有三个星期。我借口说我要恢复状态，旁听了万德霍夫博士的几节课，想看看大学的课究竟是怎么个教法。晚上，我就仔细钻研那两本教科书，觉得它们都很有趣，信息量很大。
那个夏天就像沙漠里的春天一样，转瞬即逝，等它结束时我才真正体会到遗憾的滋味。万德霍夫博士和格里姆斯博士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与我们保持联系，弗兰克，”格里姆斯博士说。“如果我们想找一位长期的社会学教授，我们很愿意把您从蓝天上引诱下来。”格里姆斯博士说。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们今年夏天可以聘用您，亚当斯博士，”我告辞时他说道。“我个人期待着您到我们学校来任教。”
那年夏天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我非常喜欢当教师的感觉，并尽情享受着它。我可以肯定我的学生们也很欣赏我。按要求，我只需照本宣科，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我只要比学生提前阅读一章的内容，然后挑选几个我想要强调的部分。但我几乎每次在两个班里都会离开课本，大谈特谈犯罪问题、破碎家庭的青少年成长问题，以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问题等。我游离课本内容大发议论———其中大部分取材于我的亲身经历，但学生们并不知道———通常会激起活跃的讨论和争辩。
前休斯敦警察局长有一次这样说我：“弗兰克·阿巴纳勒即使用一张手纸开支票，从联邦财政部提款，签名是‘你上当了’，以一张香港驾驶执照作为身份证明，也照样能从城里任何一家银行兑出现金来。”
我西去加利福尼亚。当我翻越山脉时，山脊上起了大风暴，但这与我很快就会犯下的一连串弥天大罪来，简直算不上什么。
万德霍夫说得对。我教的两个班人数都很多。一年级的班里有78名学生，二年级班里有63名，而且两个班里都是女生占大多数。
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准备，因为我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前根本没想到要当一名临时代课教师。
我把这些材料递给格里姆斯博士时，他只是草草扫了一眼。他把我介绍给威布尔·万德霍夫博士，此人是社会学系的副主任，他也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那些文件，就把它们递给了教工人事处存档。不到一小时，我就受雇在暑期教两个学期，每学期六星期，薪水是每学期1600美元。他们分配我上午给一年级学生上90分钟的课，每星期三次，下午给二年级学生上90分钟的课，每星期两次。万德霍夫博士向我提供了教学用的两本教科书和学生考勤表。“如果您需要其他东西，可以在书店找到。他们那里有标准的需求申请单。”万德霍夫博士说。他咧开嘴笑了。“我很高兴看到您又年轻又结实。我们的暑期社会学班通常都是大班，您挣这份薪水可不容易。”
我真不愿意离开犹他州这个乌托邦，但我找不到充足的理由留下来。如果我在这里逗留，我的过去肯定就会来纠缠我，我可不愿意让这些人对我的美好印象受到玷污。
当天下午，我就给哥伦比亚大学写了封信，索要一份完整的招生简章和该校的有关小册子。我还赶紧给纽约州立大学的教务主任去了封信，我说是犹他州的一位研究生，想在纽约谋得一个教师的职位，最好是教社会学。我在当地的邮局租了一个信箱，然后就把那些信寄了出去。
我的学生中至少有50个找到我，说他们如何如何喜欢我的课，并向我告别，祝我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