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纳勒先生，你现在在瑞典是不受欢迎的外籍人士，”法官微笑着说道，“我现在可以合法地把你遣返美国而不去理睬任何引渡要求。阿巴纳勒先生，几分钟之后，我将命令门外的军官护送你去机场搭乘去纽约市的飞机，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你们都知道，年轻人，如果明天你被引渡到意大利，你很有可能被判20年徒刑。”法官接着说道，“我对意大利的监狱是有所了解的，阿巴纳勒先生，它们和法国监狱很相像。并且当你在那里服完刑，又将被引渡到西班牙。正像你请愿书所说的那样，年轻人，你很可能在欧洲监狱中度完你的余生！”
“是的，先生。”我温顺地说。我希望我到这里不只是上一堂教育课。
她还知道意大利的法官和陪审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并非那么仁慈。
“年轻人，今晚我打电话给我美国使馆的一个朋友，让他做了一件按照我们瑞典法律来说是属于违法的事，我让他注销你的护照，阿巴纳勒先生。我的朋友也就做了。”
他停顿了一下。
“我知道，先生。”我说。我感觉希望锐减，“我想留在瑞典，但我明白我留不下来！”
我站起来，有点恐慌。“是谁？”我问，“意大利人不是要到明天才来带我吗？”
“瑞典军官！”我惊叫道，“他们想要什么？”
“我敢肯定你将在你的本国受到审判，年轻人，但至少你是回到了你的祖国，我敢肯定你的家人会到法庭给你支持，如果你被判刑，他们会去监狱中探望你。还有一点，也许你不知道，一旦你在美国服了刑，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引渡你了。美国的法律禁止他国从美国本土引渡你。
我的每一个请愿都被拒绝了，引渡到意大利似乎不可避免。在要被意大利当局引渡的前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琢磨着如何作最后一搏。我感觉如果意大利的监牢真如别人所说的那样残酷，我是不可能活下去的，我宁可在逃跑时被打死，也不愿死在类似于佩皮尼昂的地狱般的监牢中。
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步，一边说道，“阿巴纳勒先生，如果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会怎样？”他问道，“你认为你这一次会选择正路吗？”
他押送我出了监狱，来到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旁。后座上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打开了车门，示意我坐在他旁边。“法官想见你。”他说。
“不是他们，”他回答道，“是瑞典军官。”
最后法官打破沉默，以一种柔和的、深思熟虑的口吻说道：“年轻人，你的问题我已经考虑好几天了。事实上，对你案例和背景我作了很多调查。你是个聪明的年轻人，阿巴纳勒先生，我认为如果你不选择歪路，本可以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不仅在你的祖国，可以在任何地方施展才华。很遗憾你已经犯了你所犯的错误！”
几分钟后法官来了，同样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和我打过招呼后，坐在我的对面，默默地端详了我几分钟。我什么也没说，尽管有成堆的问题想问。
“是的，先生。的确如此。”我说道，心中希望陡增。
“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做的了，阿巴纳勒先生，正如把你从法国引渡到我国一样，我们不得不同意意大利的引渡要求。我们不能蔑视法律而免于惩罚，先生。”他又一次停了下来。
“年轻人，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为了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你的利益。当你在你自己的国家承受法律惩罚以后，我希望你能有个甜美的幸福人生……阿巴纳勒先生，我用我正直的人格打赌，希望你别辜负我的期望。”
午夜刚过，一个侍卫出现在我面前。“穿上衣服，弗兰克，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他对我说，“这里有人想把你带走。”
那个军官开车把我送到了机场。使我高兴的是，简正在那里等着接管我，她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里面装有我护照、其他文件以及我在监狱降落伞厂挣的工资。
“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那是当然，先生。”我回答道。
当然，你应该知道你们国家的警察会在纽约机场等着你。先生，你在你们国家同样是一名通缉犯，我觉得把我的行动通知他们比较妥当。我已经告知联邦调查局你的航班号和到达时间。
他们开车把我送到了法官家里，这是一所朴素的住宅，周围环境很好。法官夫人把我迎了进去，而那个军官仍留在外面。夫人把我带进了法官的书房，指着一张宽大的皮椅子，亲切地说，“请坐，阿巴纳勒先生。我去给你倒杯茶，法官马上就过来。”她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们开始想方设法阻止把我引渡到意大利，我上书给主持审判我的法官、司法部长甚至国王他老人家，希望在我被释放后能继续呆在瑞典，或最坏被遣返回美国。我申辩说如果拒绝让我在瑞典避难，无论我到哪个国家，都将为同一个罪行被一次又一次地判罪，我的余生会在一个个监狱中度过。
他又坐了下来，看着我，最终点了下头。“阿巴纳勒先生，今晚我做了一件令我自己也惊讶的事，”他说道，“如果两星期前有人让我这么做，我会觉得他一定是大脑有问题！”
我盯着他，从他的微笑里我知道自己诧异的表情是那么明显。我对他的行为感到十分困惑，当然那只是一会儿工夫。
我多想拥抱亲吻他，然而我只是紧握他的手，满含泪水地向他承诺我一定去创造一个美好的将来。事后证明我的诺言仅维持了18个小时。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但他们有把你带走的合法文件。”
“你是否认为你已经吸取了教训，像你的那些老师说的那样？”他追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