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着你们的制服，留着你们的身份卡和支票存根（我兑换一张支票后总是把存根还给她们），”我吩咐她们。“如果公司想收回制服和身份卡，会与你们联系的。至于以后的工作嘛，你们先回学校，因为要到毕业之后我们才可能长期雇用你们，到时候会有一名公司代表与你们取得联系。大概就不是我了，因为我接到命令，又要执行飞行任务了。但我希望你们最后都能再次成为我的机组人员，因为这个夏天我与你们一起过得非常愉快。”
我和那些姑娘在哥本哈根结束了我们的欧洲之旅，我把她们送上一架开往亚里桑那的飞机。在打发她们回美国时，我给她们手臂里堆满鲜花，并对她们作了一篇花言巧语的讲话，以消除她们未来几星期中可能产生的怀疑。
当然啦，这些姑娘们是完全无辜的。整个夏季，没有一个姑娘觉察出自己卷入了犯罪的圈套。她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被泛美公司合法聘用的。她们完全被我骗得晕头转向了。
那天下午，我利用当地一家报社的图书馆，谨慎地搜罗嘉士柏·P·卡什曼的背景情况。此人在当地很有名望，是一个白手起家的银行界巨头。他最初在银行里做出纳员，当时那家银行的资产只有500万美元。现在他是银行总裁，资产已超过一个亿。
我租了一辆舒适的，几乎可以称得上奢侈的大众牌客车，供我们游历欧洲时使用。有时我们不像是在搞犯罪活动，而更像是在悠闲地度假。我们经常在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某个别具特色的小景点待上好几天、一星期或更长时间，而在这种时候，我总是约束自己暂时停止犯罪活动。我的计划中不包括欺骗农民。
事实上，确实有人与姑娘们取得了联系。三个月后，公司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欧洲几十个城市的照片，上面都是同样的八位姑娘，穿着泛美公司空中小姐的制服，于是泛美的广告部经理便着手进行调查。最后，整个事情交到奥里莱手上，他思路敏捷地理清了头绪，向公司官员，也向那些姑娘解释了其中的来龙去脉。
姑娘们在这方面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在那个夏季过的并不是一种禁欲生活。我有大量机会跟所到之处的姑娘们逢场作戏，每次我都得到了很大的实惠。
我告诉她我理解她，事实上我也感到如释重负。我也保证她父亲会继续得到“泛美公司的业务”，但这是骗人的谎话。我已经对利用拉法利尔老爹行骗感到愧疚，决定再也不把他当成我卑鄙骗局中的一个工具了。反正他已经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票据，如果我把它们都用掉，足以淘干十几家银行的金库。
从各方面考虑，我确实过得非常愉快。尽管姑娘们有时候弄得我焦头烂额，但她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我口袋里塞满了绿色的钞票。一共大概有30万美元。
莫妮克不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在巴黎逗留期间，我找到她，她对我说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我仍然是你的朋友，弗兰克，我希望你继续帮助爸爸联系业务，但我想安顿下来好好过日子，而你不想，”她说。“我认识了另一个男人，法航的一位飞行员，我们很认真地考虑着我们的未来。”
我彻底停止了我的支票诈骗活动，我担心猎狗已经离我很近，不愿意再留下更多的气味和踪迹。我只是偶尔会受到挑战，忍不住要展示一下我富有创造性的诈骗手段。
但一回到大城市，我的骗局又重新开始。在进入这种大都市前我们总是停下来换上航空公司的制服，到达我选中的旅馆后，我的骗局便开足马力，再次运作起来。
一次是在一座中西部的大城市。我刚刚到达，正坐在机场的餐馆里享受午餐，渐渐对相邻隔间里的对话产生了兴趣。他们一个是上了年纪、表情严厉的男人，另一个是非常年轻、神情十分恭顺的小伙子，看样子是他的雇员。我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到，那个年长的人是个银行家，正要去旧金山开会，从他教训那个小伙子的话中听出，他显然希望在他外出期间银行能获得利润。他为人冷漠、傲慢、粗暴，显然对他高高在上的身份感到很得意，当机场的内部通话系统广播找人时，我得知他的名字叫嘉士柏·P·卡什曼。
第二天，我侦察了那家银行。这是一幢崭新的建筑，迎面的大玻璃上还贴着很大的银行铭文。里面很宽敞，令人很舒服。出纳员在一边，资历较浅的职员分散在对面的墙边。资历较深的职员坐在玻璃围起的办公室里，看上去有些不真实。卡什曼的办公室在三楼。卡什曼认为不应该与手下人过分接近。
我认为那八位姑娘都是很潇洒地接受了这件事，不过大概也说了一些形象生动、表现力很强的话。
我的计划本来很悠闲的，如田园诗一般，但经常也会弄得疲于奔命，累得要死。管束这八个充满活力、精力充沛的可爱姑娘，就像一个骑着一头瘸马的牛仔要管束一群野性的小公牛———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在执行计划之初就拿定主意，决不能跟任何一位姑娘发生私人关系，但在整个夏季，我的决心受到无数次威胁。她们个个风流妖娆，擅长打情卖俏，而我呢，天生就是个多情种子。当某位姑娘表示要跟我在性爱方面有进一步发展时（每位姑娘都多次有过这种表示），我简直很难坐怀不乱。但我总算抵挡住了这些诱惑。
我每隔一个星期就付给姑娘一张伪造的工资支票，让她们在背面签字，我再给她们兑换成现金。由于她们的所有费用都由我支付（不过每个姑娘都以为付账的是泛美公司），她们大多数人都把钱汇给老家的父母或银行。
与姑娘们分手后，我在欧洲又待了几个星期才返回纽约，然后又像吉卜赛人那样随意游逛了几个星期，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待两三天以上。我的情绪又变得低沉、烦躁和紧张了，我知道我大概一辈子都会居无定所，四处逃亡，像一只永远被猎狗追逐的狐狸，这使我的心情变得很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