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卑不亢地离开了酒吧后,出租马车出了个不小的事故。我们正要拐到波拿巴大道,车子突然撞到了一辆马车上,我身子猛地一下倒向前,头磕到扶手上。我的嘴唇差点裂成两半,血流不住,活像个殉难的圣徒。不过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我至今弄不明白的事—我笑了。我大笑不止。我莫名其妙地为自己的受伤而笑。
“你说迟了一天,”我回答说,“不过,或许教皇也不会马上知道吧。”
“她可是个名女人。”他们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感到恶心:我在文明世界经过这么多磨难,遭到这么多谩骂,结果却成了文学界的包迪西亚[85]—哎,够荒唐的吧。
“亲爱的奥斯卡,”他告诉我,“我们在庆祝圣·泽菲利努斯[84]节。你一定要来参加啊。”
所以我就陪他一起到卡里萨雅酒吧去。这次活动不大成功。有两个美国小伙子加入到我们中间来。他们一口咬定说他们是因不道德行为被哈佛开除的。我说你们去上哈佛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他们给我买了一杯苦艾酒:美国人吃惊的时候总要买酒喝。他们俩都有一个可怕的坏习惯,互相以“她”相称。到最后喝昏了头,居然要把这把戏用到我头上。
昨天晚上,雨果·斯泰恩在美术大街和我撞个正着。雨果从各方面看都是地道的德国人,唯独说起话来有希腊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