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什么好说的了，莫里斯，再者，该说的我都说过了。”
他笑了。我顿时觉得我们俩注定可以成为伟大的朋友。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英国人，但他的父亲已经过世。我说，不错，英国人好像到了时候就死，丝毫都不差。我的直率让他大吃一惊。当然，他不会知道我是谁：他的父亲没有向他提起过我的名字，甚至在临死前也没提过。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向来都能原谅笑眯眯的人，所以我决定亲自来教莫里斯。我把他引荐给我的朋友。我偶尔还让他请我吃晚饭。
“这种地方还在开门营业，羞煞人也。我明天就要向当局汇报，说说这情况。”
在这些夏日的下午，我们在我狭窄的床上一齐躺着抽烟。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我是个著名的作家，一个享誉全球的大艺术家，但我觉得他不会信这些说法。有时候我会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描述《莎乐美》中的可怖场景，或者背出一句非常贴切的警句。这时候他就会好奇地斜着眼看我，仿佛我在说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因此，英国人把我当成囚犯，而朋友则一如既往地把我看成殉难圣徒。我都不在乎：通过这种亦正亦邪的结合，我成了艺术家的完美典范。我代表了很多种人：既是极尽荣华的人中翘楚所罗门[3]，又是饱尝辛酸的苦命人约伯[4]。我体验过了快乐的虚幻，也品味过悲哀的真实。我的生活已经圆满了—有过如日中天，也有过一败涂地，我不再发展，但我拥有了与之相应的自由。我就像华伦夫人[5]，只是职业有所不同而已。
“你现在为什么不写了？”他问我。
早上我离开了小教堂后，三个英国人从我身旁走过。对这种邂逅我早已见怪不怪了，所以只是摆出了惯常的姿态。我走得很慢，尽量不朝他们的方向看。在他们的眼中，我已经成了罪的活化身，既然如此，我也就给他们一个台阶，任由他们不急不忙地打量我。他们走出一段距离，和我本可相安无事，但其中却有个人回过头来，冲着我喊起来：“瞧！那不是王尔德夫人吗？瞧她那妖里妖气的样儿！”我一步不停地继续往前赶，脸上却已火烧火燎。他们转过丹东路的路口，我就加快了步子，急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至此，我的情绪已经被彻底破坏。在我执笔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手还在不住地抖。我简直成了哑剧中报忧不报喜的恶神卡珊德拉，人人喊打，饱尝滑稽演员的杖责和小丑的拳打脚踢。
有一天，我拿起一份《信使》报在读，读到一段不堪忍受的法语时，中间突然冒出了这个名字。我把报纸猛地放下，就好像它着了火一样。我不敢再看它。我感觉奥斯卡·王尔德的名字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虚空，一不留神就会跌下去，把自己迷失。我现在栖息的咖啡馆对面，是雅各路的拐角，那里偶尔会有个疯子在站着。那疯子对着来来往往的车子大喊大叫。这些车子从他的身边驶过，把泥浆溅到他身上。在那疯言疯语的背后，积聚了多少伤痛和凄苦！对这一切，谁能有我这样的切肤感触？不过我已经领会了一个很简单的教训：我是一个不能出声的遭诅咒之人。
莫里斯今天会来，把外边的街谈巷议告诉我。等他来了，我会把我的新决定告诉他。我会平心静气地跟他说。如果这可爱的小伙子进来发现我坐在书桌边，定会大惊失色。我曾让他相信我的兴趣和他一样。要是他发现我开始写日记，他肯定会立刻写信给罗比·罗斯，谴责我犯下认真等诸种反常的恶行。当然，他不懂文学。他曾经问过我“威尔斯先生”[7]是谁，我说他可能是一个实验室助手，他听后如释重负地走了。
我当然可以信心十足地开始写我的自白录。德·昆西[9]写过，纽曼[10]写过，有人说连圣奥古斯丁[11]也写过。我甚至觉得萧伯纳是在不停地写，这是他和戏剧之间唯一的联系通道。但是我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形式。我不想写成魏尔兰[12]那样的忏悔录—他的伟大之处是把所有可能有趣的内容统统排斥。不过他倒也是个天真无邪之人—真正的天真无邪，他不会对别人产生任何伤害。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幸卷入了复杂的生活。我是个复杂的人，却混迹于质朴的表象之下。有些艺术家负责提出问题，有些艺术家负责提供答案。我属于提供答案的那一种，而且会在来世继续等待人们的提问。谁是奥斯卡·王尔德又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所需要的，只是听听《汤豪泽》[13]的序曲。外边传来了莫里斯的声音：听那重重的大踏步的声音，必定有很重要的新闻。
莫里斯倒也没有羞惭：“我住在那咖啡馆附近，这位小说大师说他是在那里学会法语的。”
圣朱利安有一点不大为众人所知：他其实在自己早年就厌倦了传道生活。他治好伤痛，医好疾病，却横遭辱骂，因为他虽然妙手回春，可人家从此就没有理由再去行乞了。他给人驱魔赶鬼，但这些魔鬼被赶走后，立刻又附上那些围观神迹者的身子。他作出预言，可人们却谴责他在富人之间散布悲观幻灭的情绪。多少次，他硬是被阻挡在大都市的城门之外；多少次，他巴巴地等着神给他一点神迹，但总是一无所获。最后，他放弃了自己的布道事业。“我曾经治过病，作出过预言，”他说，“可是现在我是个乞丐。”这时怪事却发生了：曾经嘲笑过他神迹的人转而对他的贫困顶礼膜拜起来。他们对他寄予同情，在同情当中，他们又把他当成了圣人。他的神迹早已被忘到了九霄云外。这种圣徒很对我的口味。
春季的时候，莫尔·阿迪和我们在一起。他带了一本我的诗集给我。这书可是漂洋过海来的。不过，我真的不想要，就厌恶地挥了挥手。“不过奥斯卡，这里面有的诗写得很不赖啊。”莫尔说话的口气总像是律师，可他在当律师的时候却反而没有这种腔调。
最简单的教训我们是最后才学到的。我就像塞墨勒[2]，一心要看到神，结果却被烧死，我没有渴求名声，结果却为名声所毁。我在想，在我大红大紫的那些日子里，我本可把自己彰显在世人面前，而世人却把自己彰显在我面前。不过，虽然控告我的人折磨过我，把我像一条下贱的狗一样流放到荒野，他们都没有摧毁我的精神—他们办不到。自从我乘坐拉上了帘子的马车离开雷丁监狱的大门之后，我已经得到解脱了，在我当时还没有想到的多个方面得到了解脱。我没有了过去。过去的成功已经无关紧要。我的作品已经被人淡忘：用我作例子来教育罗梅克家的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再也不会有那些剪报了。我就像个无助地躺在薇薇安脚下的巫师，哀叹“此生何在，此生何益？名既废弃，誉亦无存”。想到这，我心中涌出一种奇特的愉悦。如果真像朋友所说的那样，我成了印度教教徒一般消极的人，那是因为我已经悟出了生命美妙的无情。我其实只是一种“结果”罢了：我生活的意义全存在于别人的脑子里，并不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中。
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走了过去。“哎，”我问道，“你对这个作者感兴趣吗？”
我前半生也是疯疯癫癫过来的，这点我现在总算悟出来了。过去我想方设法要把生活变成艺术作品。好像我是在殉难圣徒的墓地上修建教堂，不幸的是，没有任何神迹出现。而在当时，我是没法看透这一点的，因为我成功的奥秘就在于迷信自己的出色。每一天，我都在甜言蜜语中度过，花天酒地，尽情享乐，过去和将来都显得无足轻重。我用非常简单的话语把过去和未来串了起来：它们都是我自己塑造的。如今，经历过世事轮回，时运逆转，我必须换个眼光来看待过去。我曾经扮演过各种角色。我向很多人撒过谎—这还不算，我还犯下了自欺这个不能饶恕的罪孽。现在，我必须打破这个陪伴了我一生的恶习。
在我受审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幅史前怪兽的画像。这就是英国人对我的看法。对了，他们还想把我这头怪兽给驯服了。他们把它关押了起来。奇怪的是，当我被释放的时候，伦敦郡的市政会怎么就没有把我给聘过去，然后把我从炮筒里发射出去，或者安排我在蒂伏里玩杂技？怪兽般的模样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贝拉斯克斯[1]在画那些侏儒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但丑陋和悲惨的模样则微不足道。
以前，更糟糕的诨名我都有过：人们从诅咒的渊薮中刨出恶言秽语，纷纷向我掷来。我用什么名字都无所谓了—他们为了戏剧效果，称我为塞巴斯廷·美墨斯[6]和C.3.3。也罢，反正我的真名实姓已经死了，背上这两个绰号，也不失恰当。记得在孩提时，我对自己的大名是很在乎的，每次写奥斯卡·芬格尔·欧弗莱赫蒂·威尔斯·王尔德，我的心里都洋溢着莫大的喜悦。这个名字里寄托了爱尔兰的所有传说，这名字似乎能给我力量和现实。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教喻能力的确证。不过现在我对它有些厌倦了，有时候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今天早上我又去了一趟圣朱利安—勒—鲍夫埃小教堂。那里的本堂神甫是个挺有意思的人，他总是觉得我好像深陷在痛苦当中。有一次，我正在祭拜的地方跪着，他悄无声息地走到我身旁，向我耳语道：“先生，蒙我主的救恩，您的祷告必蒙垂听。”我说—我没有办法把嗓门压低—我的祷告一直以来都很灵验：这也正是我每天到教堂来哀告的原由。打那以后，他就静悄悄地离开了我。
莫里斯是个很好的朋友。我和他认识的过程既凑巧又荒诞。有一天，我正巧在剧院后面的一个书店里，突然看到他在现代英国文学书架上寻找什么。根据我长期的经验，我知道这书架上必定有一本我写的《意图集》。我迫不及待地等着看他会不会从架子上把它拿出来。可惜他翻开了另外一本乔治·穆尔[8]写的风格明快易懂的书。
“是的，莫尔，不过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看了看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