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自己也经常和她说丝束的事。你说她心烦意乱。烦什么烦啊？”
我和公主、公爵夫人们常来常往，和她们平起平坐。我到乡下拜访她们，在伦敦和她们一起用餐。我成了她们的座上宾，但也只是星期六流行音乐会的一种替代品，我想用今天的话来说，我是在“卖唱求生”。她们让我到她们的客厅里去，是因为我给她们的幻想赋予了生命。在晚宴上，在招待会上，在沙龙，在咖啡馆，我的身边都有一班可以翻云覆雨之人：我并不对他们卑躬屈膝，但是我理解他们，因为我和他们一样认可外表的重要性。对那些盛装之人，我用机智逗趣；对那些未受教育之人，我以悖论应对。我把他们自己的幻想带入我谈话的光辉之中，我让他们闪光。他们之所以能闪光，是因为他们本身是透明的。在我因“风化问题”被控告的时候，英国人才意识到我在搞什么名堂，他们觉得我欺骗了他们，所以全都气愤地践踏我。
骄傲的米奈纳把洪诺留撩拨得情难自已，洪诺留禁不住把自己的嘴对上她的嘴—在这里我要有铙钹的乐声—但神的降罚却是凡人难以预料的。在这个投降的动作之中，洪诺留一命呜呼，由于他的拥抱太热烈，米奈纳无法挣脱。死去的洪诺留身体逐渐冷却，他的双臂还紧紧地围在米奈纳身上，如同老树的根。米奈纳惊恐万状地看着这个被自己引诱犯罪的人的身体：这具还紧紧拥抱着自己的尸体就在眼前腐烂。就这样，米奈纳也死了。这个结尾美不美？
“是啊，‘认真的重要性’。[136]”
发生过这么多事，我，一个曾经对个性的力量大书特书的人，是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个性了？那将是我的生活的悲剧，倘若我的生活中可以找到悲剧的话。我只能真实地说一件事：世界和个人形成了狼狈为奸的奇特关系，在我身上的这种关系中，世界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我的一切奔波无不是为了追逐人们的赞誉，我最大的灾难是对享乐的热爱。
“空瓶子不拿走还能干吗？”
“好像这玩笑你没有开出你平常的水平来吧，斯芬克司，不过凑合吧。”然后我就走上泰特街，在自己的床上醒着躺到天明。
“这很好笑的。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写的新小说？我把它取名为《两次断头记》。我现在还没有什么主题，不过这名字倒很有趣的，是不是？”
“我很少在半夜后出门，奥斯卡。”
阿达·列维森是我在伦敦时最亲密的朋友。她总能给我留下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信息，我叫她“斯芬克司”。我经常在很晚的时候到格洛斯特路上她家的小屋。每次我都能发现她在做一些大有裨益的事，比如大声朗读德文。不过我总是不太去在意。
“那你真是头脑清醒啊，斯芬克司。平常只能在茶色的阳光下看到你，那时的你让男人都驻足欣赏你的美。”
“欧内斯特睡了。”
我很铺张浪费：记得以前我曾经说过，最浪费钱的办法是把它存起来。直到后来我上了破产法庭的被告席，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铺张浪费所带来的真正代价—这代价是不能单纯用金钱计算的。我当时的穿着十足鲜艳，更像是凯尔特人，而不像如今的英国人。我为一枚纽扣就会花费10.6英镑，如同其他昂贵的事物一样，买到手后不久，这纽扣就过时了。我习惯了每天都添置一件新衣—我成了收集自己遗物的圣徒。服装是现代文明最完整的反映，毕竟，我是踏着布匹在生活的海洋上乘风破浪，如同借着斗篷环游的浮士德。
“恐怕他们是在驻足查看我的美跑哪里去了吧。来，喝杯茶，奥斯卡。”
不过我不眷恋这些上流人物的圈子。这些人珠光宝气，有模仿鸟[133]的鲜艳颜色。现在没有当时那些“真正”的朋友在身边，我感觉反而自在了。和有钱有势的人在一起，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完全自在—我是为他们在表演，这有时候让我觉得很是厌倦，让我感到非常空虚。和其他作家在一起的感受也差不多：我比他们胜出太多，和他们在一起，总是感到不舒服。只有在完全接受我的人面前，我才会卸下狂欢节的面具，谈谈心，享受一份甜蜜的舒适。
入狱前那几年，我成了上流社会的象征性人物，正是这个上流社会到头来带着十足的轻蔑，毫不留情地把我送入大牢。自从在牛津求学起，我就成了处处受欢迎的角色，不过只是花瓶。离开《妇女世界》之后，我就开始了辉煌的书籍和剧本写作生涯，成为英国名流们力求创造的艺术行列的中坚人物。对那些有眼睛看没有耳朵听的人来说，我的戏剧作品全是社会事件。在早年，我矢志以求的一个目标是把艺术带入生活中，通过戏剧，我发觉我可以把艺术和生活完美地结合起来。我本应该也把观众完美地结合进来，但我现在才明白，可惜已经晚了，唯余嗟叹。
说扩大，我倒是真扩大了—胖得几近臃肿。我贪杯，太贪杯，以便继续着那种驱使我前行的精神陶醉。我的妻子很不开心—我的小儿子也不跟我亲近了。家人不对我多说什么，我不大看到他们，他们也不是很想见我。我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不是那些把我捧得高高的让人观望的那种—警告我不要在放纵的迷雾中迷失自己。我记得有一次和萧伯纳一起在皇家咖啡馆谈话的情形。他把我拉到一边，平静而严肃地和我谈论我的生活的走向。我记得他说过：“你在背叛我们，在背叛我们爱尔兰人。”我对着他的脸大笑。我无法把他的话当真。然后他说他重读了我的一篇小说《渔夫和他的灵魂》—他还说到了我在小说中表达的观点：没有爱的滋养，生活就不会开花结果。自然，他这话又被我当耳边风了。
“有我的钱，再加上你的品位，她一定创造奇迹了。”
我还有一点像凯尔特人：我建设金城堡，然后钻进去。我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预支一笔费用，让它随时带着我跑。为了逃离家庭生活，我去饭店、旅馆和私人家中。我有时会坐到皇家咖啡馆，与人讨论一些荒诞不经之事；有时我到威利家里，和荒诞不经之人一起共进晚饭。我爱慕虚荣，世人热爱我的虚荣。如果有什么让英国人羡慕的话，那就是成功，在舞台和流行报刊上，我成了人们竞相效仿的对象。在这些辉煌的日子里，我如皮可·德拉·米兰杜拉[132]一样光芒四射，我想我也和他一样，生活在风信子的时代。
“你不是挺喜欢丁尼生吗，奥斯卡？尽管我总觉得他是文学界的西德尼·柯尔文[135]。”
当然这就是我痴迷于隐士生活的原因之所在，因为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在寻找这些头上戴着头罩的，“和自己相反”的人。我向权威人士询问过这些圣徒—福楼拜、维里埃·德·里斯勒·亚当[138]—的生活，甚至以此为主题开始写自己的小说。在监狱里的那些天，我写了一些片段，但到迪耶佩后被人偷了。我相信我写到米奈纳公主到了隐士洪诺留的山洞，用她的丝和香精诱惑他。她向他讲述罪和宫殿，而他却告诉她自己是如何爱神。她嘲笑他衣衫褴褛，他则求她离开自己。她向他耳语美味佳肴，说吃了这些东西就能回忆起俗世的生活。她还轻蔑地把他的粗面包扔掉，把他奉上的一杯发黑的水倒掉。他抵制不住诱惑了。写到这里我就没有接着往下写，但我心里已经想到了结尾，我要把结尾写下来。
“你不要明知故问了。她说她很少和你打照面。她还说她发现阿瑟从你的卧室里拿走三个空的香槟酒瓶子—”
“我和斯坦霍普阁下在一起[134]。其实，他不过是个夸张了的农夫而已。我们进去吃晚饭的时候他坚持要我谈丁尼生。”
“你丈夫去哪儿啦？你把他藏起来了？”
“步子轻点，楼下有仆人。”
我的首夜演出和上演本身一样，都经过精心策划：在国王大道的小剧院，年轻的男子们身上佩戴着绿色的康乃馨—那外甜内毒的花儿，象征着生命的凋敝；女人佩戴着百合花，这花使整个伦敦香气四溢。王子会来，整个上流社会会随之而来。只有批评家觉得不合时宜。
“奥斯卡，看来今天晚上你肯定是和很乏味的人在一起。你现在张嘴都是废话。”
现在，所有曾经爱过我、仰慕过我的人全部离我而去，我不能确知我究竟是谁。我从苦难中熬过来了，但灾难花了我的眼，夺了我的思想，把我变得像个初离母体的婴儿。在孤独之中，我发现我既没有了行动，也没有了想象。我经常一连好几分钟，甚至一连几个小时地从对着院子的小窗口向外张望，脑中空无一物。
“好像你没有开出你平常的水平来吧，不过凑合吧。”
“我晚上还拿仆人们开过玩笑。我说我一直喜欢他们：没有他们，什么晚会也难开好。你喜欢这玩笑吗？”
我的作品从来没有在上等剧院上演过，比如独立剧院和新世纪剧院—若是能在这样的剧院上演，那对我来说该是多大享受—我是伦敦西区的标志，就如同塞沃依旅馆是该区的标志一样。当然我知道我的戏剧都是为了赚钱而写的涂鸦之作—不过是精致的涂鸦之作—一旦它们获得了成功，就立刻遭到我的抛弃：若有作品失败，我反倒视若珍宝，宣称它才真正表达了我的艺术声音。
“她还说，你母亲抱怨你从来不去看她。我很抱歉要和你说这些，奥斯卡，不过说实在的，也只有我愿意和你直说。”
“我做什么事不过头？康丝坦丝有没有告诉你我今天下午和她一道去逛商店了？”
“我知道，亲爱的斯芬克司，我是跑这里来表达后悔的。你说要给我喝的东西呢？我想我还是自己去拿吧。”
“啊，斯芬克司，我看现在你闲着啊。很高兴你在家的时候遇到你。”
毕竟，命运的顺逆自有一种奇特的公正：一开始，我们大声哭诉它的不公，然后它窃窃私语一般把来自我们灵魂的秘密告诉我们，我们默默地垂下自己的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在社交和金钱上的成功如若继续下去，更有可能把我毁灭，甚至比灾难造成的毁灭还严重。作为艺术家的我在迈向死亡，必须进入囚禁，然后才可得到重生。在成功的日子里，我就像一条大金鱼，因吃了太多面包而把自己噎死。这样的吃法没有带给我营养，只是把我的胃扩大了。
如果说我在伦敦的黑夜发现了我自己的客西马尼[137]，在其他很多方面我却和基督相反。荆冠套在他神圣的额上，而他那一颗大爱之心上却盛开了永生之花。我的额上套着爱神木和葡萄枝叶，而我的心却被这个世界带毒的飞镖刺得奄奄一息。在我的戏剧中，我轻视那些对我最亲密的人；在生活中，我背叛了所有对我最亲近的人。我是一个堆满鲜花的邪恶力量，毁灭了所有靠近它的人。
我的谈话是无懈可击的—我把谈话变成一门艺术，我能把真正重要的问题藏掖起来。不过我从不让听者失望，这便是我个性的一大缺憾。我得承认，我喜欢别人赞扬我。我喜欢别人喜欢我。但我真正的过错不是我抵挡不了奇怪的罪恶，也不是我结交无用的人，而是我明明知道名望和成功的欺骗性，却仍孜孜以求。所以我把虚伪化成一门广受称颂的哲学。我宣称虚伪反映了个性的多重性。
但事实上，我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我被自己的成功束缚了，就好像困在一个四周全是镜子的屋子里，我四处转身，但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我变得只是一道景观而已。在深夜，我经常在泰特街的寓所里坐着，试图冷静地思考。在这些死寂的时光，我知道了我到了什么样的处境。
就这样，我们一直聊着，直到一方实在困了。到这时候，我就说：“斯芬克司，我现在就已经听到太阳神的马在门口急不可耐地扬蹄了。我得和你道别了，还有正在睡觉的亲爱的欧内斯特。”
“不要对西德尼·柯尔文不敬，否则就显得太少年老成了，太过头了。”
现在，我回首这些夜晚，想从往事中寻找这种爱和谦卑—若在现在，它们能给我指明方向—的蛛丝马迹，却找不到了，不存在于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和我之间了。就是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说不定也是在逢场作戏。这段时期，我太春风得意，一切尽在掌握，我知道我能轻而易举地适应不同的伪装。但我也在想，我当时确实是—或者我认为我是—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强的把握，我能进入别人要求我扮演的任何角色，同时又能置身这些角色之外。我卸去了一个面具，只会显露出另一个面具。我当时把世界想象成是我的世界；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狂热的喜乐把我吞噬了。我天马行空。
“睡了，午夜之后？斯芬克司，我对你就有些吃惊了，你怎么这么惯他？”
还有其他的事。在我的极盛期，人们怀疑我有骇人听闻的丑行。我的作品—特别是戏剧—含有揭露这些秘密的证据，这正是我最为害怕的。但英国是伪君子达尔杜福[139]的故乡。只要我能逗这些英国人开心，他们就不去管这些关于我个人生活的蜚短流长。但我也受到同样的虚伪的影响—我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我内心深处也有一个声音在低声告诉我，我的生活是空虚的，我的成功是欺骗性的。
“她好像心烦意乱。两次要买丝束，都被我制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