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斯伯里写信给罗斯贝利，说起波尔恩区某次晚宴上，罗斯贝利的长子、私人秘书德莱兰西格被发现有不洁之举—我们可称之为超过他秘书职责的行为。他威胁要将罗斯贝利和他儿子的关系公之于世。德莱兰西格觉得自己既背叛了雇主，又背叛了家庭，苦闷之中用一把手枪了结了生命。人们在萨默塞特的一块田里发现了他的尸首。当然，这件事立刻被“压住”了，只有少数几个人了解事实真相，但这个悲剧为我自己的生活蒙上了阴影，因为它说明我无法逃脱昆斯伯里的恶毒愤怒，情况实在是可怕透顶。
第一次被人敲诈时，我一下子昏了头。有一次，我和一个男妓在阿尔伯马尔旅馆，被那里的员工发现。我给了那服务员一笔钱（显然是一大笔），让他不要声张出去，但他还是到我家来过几次，说要找“王尔德先生”。我总是给他一张钞票，要他离开；我妻子问这是谁，我只说他是个向我讨账的生意人。但还有别人，很多人。在他们中间，伍德和克里波恩这样的人总是不让我休息，跟着我从泰特街一直到皇家咖啡馆。我感觉自己成了只受伤的动物，四周全在攻击我，我渴望自己湮没无名，比如去坟墓什么地方。结果我却在监狱里找到了这种平静。
从一开始，甚至当我刚离开家去寻找刺激的时候，我就害怕被人察觉—但这只是使得最终的报应更让我吃惊。我原以为这种害怕会成为我的护身符，阻挡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怕什么就会来什么。尽管我能当众面对丑闻，我能对它冷嘲热讽，或者在谈话中把它甩开，但我却不能独自忍受它，这难道不奇怪吗？我经常躺在自己的床上，在一阵狂想之后，在脑中幻想但丁和耶利米那样的厄运和毁灭场景。当然，这些场景中我都是主角，而世界成了折磨我的恶人。我觉得自己很无助：我有时候会在梦中哭泣，但我也曾笑过。
各方面人都怂恿我采取严厉而果断的措施来对付这个百般害我的人。康丝坦丝从厨师—顺便说一下，如果说起她的厨艺，听上去也会像情节剧一般—那里听说此人来过，很是愤怒，要我采取措施阻止他再次上门。我甚至咨询了我的律师，但开始的时候，我从危险边缘退缩了。我害怕丑闻公开化的后果—我害怕我一旦卷入法律性质的事情，我的妻子和母亲会发现事实真相。
我并不是他报复的唯一对象。关于罗斯贝利的可怕丑闻就是他掀起来的，这一丑闻对我的影响，远超过了我当时的怀疑程度。昆斯伯里指控我犯有风化之罪，无论到哪里他都带着罗斯贝利的画像，画像的题目是“新提比略[180]”：画像上场景颇为淫秽。但他还不满足于这种含沙射影的恶行。有一次他偶然找到了证据—不过只要有心，罪证还不容易找？
尽管厄运向我飞奔而来，我却万万没有想到，它最终会以昆斯伯里侯爵的形象出现。被一个小丑吊了起来，又被一匹哑剧中的马踢：这就是我的命运。有些人很可怕，因为他们做人毫无准则，他们是被盲目地送到这个世上来的：昆斯伯里侯爵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除了愤怒和复仇外，再无其他感情。他有“直抒胸臆”的习惯，却浑然不知他根本无胸臆可抒。我只见过他几次，这几次他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他是个疯子，在疯子面前我总是坐立不安。当他开始发起针对我和博西的战役时，我很害怕，这只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手段反复无常，难以预料—他的火气非常之大，我说的任何话都无法让他消气。
昆斯伯里毁了我家庭的和谐还嫌不够，还带着一束蔬菜跑到圣詹姆斯剧院，攻击我的事业。真是荒谬：但如果我真能说服自己，把这事视为荒唐，我或许可以像其他看客一样把它当成正在上演的情节剧。但是很可惜，我昏了头，我成了这情节剧中的一员。
后来他写信过来，说我以鸡奸者“自居”，这时我想我不能再拖延了。我控告他诽谤。要是当初让这些事情过去，它以后仍会一再发生，一直到我被击垮—这些说法现在看来多么简单，而且说起来多么容易。可在当时，我记得我根本没有朝这方面想。犹豫和心理矛盾让我大受其苦，我只有听别人的建议。我不想按照朋友所说，“考虑自己的处境”，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处境有多危险。我当时也一定猜想到我所挑起的任何行动都会对我不利。但怎么可能有别的局面呢？或许我是自己在奔向厄运，就仿佛在奔向一个新娘—或许，多少年来，我一直对厄运招手，对它嘲讽戏弄，现在只是想第一次真切地看到它的本来面目。我真的不知道。
在此之后，我见过罗斯贝利几次。当然，他对我总是避之唯恐不及—他是政客，搞政治的和搞艺术的搅到一起总是前者吃亏—但从他的脸上，我能看出他正在遭受的痛苦。人们在对我们进行介绍之时，他握了我的手；他看了我—只看了一会，但眼神也是充满恐惧的—然后把脸转开了。
当然，丑闻总是和我的名字形影不离，但关于我的流言是在《道林·格雷的画像》和《W.H.先生的肖像》所引起的争议中开始的；一开始，这些流言让我心情极为恶劣。我认为我创作了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而关于我如何如何变态扭曲的传闻却从四周向我袭来。我很紧张，这是一个无法估算自己行为后果的人所具有的紧张，它让我无法入睡，无法安息。我以为我可以在艺术中隐藏自己，而报纸上却把我的作品当成了我的自白录。想象的头条原则便是艺术作品中的艺术家并不等同于作者本人，但是把这一原则说给《詹姆士公报》听根本无济于事—他们会对这样的原则大为震惊。再说了，我毕竟一直被记者当成替罪羊。
等到我写喜剧的时候，我的名声已经受制于他人了，我根本无法控制它，正如我无法命令风停止呼啸。当然，在高级的晚宴上，我比以前更吸引人—人们都喜欢揭开我脸上的面具，找到他们自己想象中的人。我习惯了。我一走进屋，屋子里立刻鸦雀无声，这我也习惯了，而且我并不反对：我把它看成拉开幕布之前观众的沉默。但是康丝坦丝有所察觉，她开始感到羞耻。
如果说社交界在我背后议论，那么下层群众则敢当面侮辱我。我变得和伦敦银行一样大名鼎鼎，尽管我在某些方面比这家银行更为稳固。在皮卡迪利和莱塞斯特广场的某些地方，我每次走过都会引起公众的注意。我记得我有一次站在福特纳姆和梅森商店外面，彼时我的妻子正在买一些小东西—我没有和她一起进商店，我怕认出其中一两个营业员。这时一个年轻女子从我身边经过，突然转过头来，直直地看着我的脸笑起来—那是奇怪的、疯狂的大笑，听得我浑身发抖，听得我心情木然。仿佛她找到了我的心脏，并把匕首扎了进去，因为她的笑是斩断生命之线的阿特洛波斯[179]之笑。
昆斯伯里一心要把我毁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是把基督重新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在所不惜。他在伦敦四处追逐我；他警告酒店经理不要让我入住；他还向我常吃饭的饭店送去荒唐的消息，威胁说如果让我去吃饭，他就要上门狠狠地“闹”一场。有其父必有其子，博西的疯劲也不亚于其父，不断用电报、明信片告知他我们的具体行踪，借此刺激他的父亲，还要我赞扬他的做法。有天晚上昆斯伯里甚至找上了我的家门—幸运的是，康丝坦丝和孩子们都在沃辛—对我竭尽羞辱之能事。我把他赶了出去，但他留下的污点却挥之不去，就如野兽已经穿破了迷宫。我把这件事说给博西听，他报以大笑：他又可借此话题发一封电报了。
尽管如此，这场官司是我无法原谅的—是我一生中所做的真正愚蠢的事。我不但没有把握自己的生活，反而让生活来控制我。我不但不是原来的优秀剧作家，反而成了一个演员，说的是别人的台词，或者是由害怕和怯懦向我耳语的话。我把我的命运交到社会的手里，而不是自己来塑造：我求助于我公开表示鄙视的机构。正因于此，我无法原谅自己，失败的记忆至今还在纠缠着我。我想，正因这一原因，我无法创作出我本应创作的作品—艺术家所需的自信已经远离我而去。在我去律师办公室签字的那个不幸时刻，艺术家身份赋予我的所有责任便被我抛弃了；现在，我只剩下原来个性的一星半点，其主导精神已经逃之夭夭了。
在社交生活方面，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丑闻缠身，塞瓦尔俱乐部排斥我，霍佳思俱乐部侮辱我。《道林·格雷的画像》单行本出版之日，我在街上当众受到亨雷的斥责，然后，为了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他对举止—在文明人中间的举止—的伟大认识，他还不停地在自己的报纸上对我进行攻击！—这个深受所有人喜爱的亨雷！他曾经被我邀请到自己家中，他曾经在屋顶宣称他如何忠于艺术，如何忠于和艺术相关的一切！这样的人如能责骂我，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吻过阿波罗的人—即便像亨雷这样只是在面颊上吻一下—是不应该和瑟赛蒂兹[178]一起躺在街上的。
就这样，我落到受审判的下场。但是昆斯伯里的复仇还没有就此结束：他的复仇有一种可怕的惯性。他手里有一封罗斯贝利写给德莱兰西格的信，一封谁也不知道的信—他们在审判中说是我写的，说这信中“有耐人寻味的意思”。他是在德莱兰西格自杀后找到这封信的，并把它当成自己的“王牌”，他的“A”—这是在我蹲监时他和家人吹嘘的。初次审判我被宣告无罪，这时的他就好像受到自己的猎物欺骗一般，立刻把信的副本送给了内政部某个知道此信如何使用的人。他要挟当局在后面的审判中继续对我的控告，否则他将把此信公之于众。当然，他们屈服了；我成了罗斯贝利，成了昆斯伯里儿子的替罪羊。我成了担负整个教会所有责任的圣徒。这就是我被迫经历的法庭审判背后的事实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