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先生。您不可以。”此时我才明白我的自由已经到尽头了。
这类小事很是让我宽慰，因为在我头脑轻浮虚荣之时，我对审判会出现什么结果早有不容置疑的认识。鲁滨逊夫人看过我的手相，预言我会成功—或许成功就写在我的掌心里，因为诸神总以幽默著称。我的自信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我完全清楚我到了证人席之后该说些什么。我对自己的回答已经排练过，而我的对手爱德华·卡尔森在三一学院时就是个很愚笨的学生。纵观各个因素，我都觉得对我有利，不禁为之陶醉—如果还需要更多陶醉的话—但我走进老贝里法庭之时，我仿佛就像走上了舞台一般。在行刺加菲尔德[181]总统的凶手吉特尔受审之际，我正好在华盛顿：他当时还在给人签名，记得我当时还在想，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幸给我的观众签名，这多荒唐！毋庸置疑，当时有的是观众：只不过他们是来看我表演，而且我猜他们是来看我表演忘掉自己台词的情形。
“王尔德先生，我必须请您和我们一起去警察局。”
所以，害怕归害怕，我还是留了下来。我让阿尔弗雷德·泰勒帮我去说服那些男孩，并付钱给他们。但他每次出去，总有两个侦探在他身后跟踪，所以他靠近不了那些男孩。当时我并不知道，一个月后，我会和阿尔弗雷德·泰勒共同站在被告席上—若是知道了，我肯定会充满恐惧。所以我请彼得·布福德代我向男孩们说情，他也尝试了。他塞钱给他们，当然他们照收不误。连空洞的许诺也价格不菲。到了我的泰特街寓所，彼得会用他自己的语言向我汇报情况。
但我并没有我所想的那么不幸。没有了书和香烟，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安慰，被迫用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事实。失败的震惊极大，让我突然对眼前暴露无疑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因为这个世界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似乎和我的想象有天壤之别。生命的引擎就如同是炼狱中的引擎，我很想和对此一直深有了解并按其规则处事的人谈一谈。在伦敦的中心，我被严密地封闭了起来，就仿佛被装进了石头棺材，我很想了解和我躺在一起的死者。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酒店外已经围起了一大群人。我在门口绊了一下，我听见人们在喊，“他来了！”我被带往那辆丑陋的车子，一路上人们冲着我冷嘲热讽。我被带到波瓦街警察局，关入一间牢房。当日情况我一点记不起来了，除了钥匙的转动和摔门声：我仿佛进入了喧闹的街区。夜幕降临了，黑暗笼罩着这些可怕的时光，我也无意于打破这样的黑暗，来看自己的脸，听自己说话—恐惧一定扭曲了我的话语和面孔。我一生都在等这一天—在童年时，它的秘密就有人耳语给我了，我还能在梦中看到这一天的意象。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想我有点歇斯底里了。
“你知道在发生些啥事么，奥斯卡？”
“他跑到美国搞同性恋了，去卖肉了。别担心他。”
我问起其中一个男孩。他年龄太小，我最害怕他来作证。
就在我身陷囹圄之时，我们家被债主洗劫一空，家人全躲了起来，我的书籍和画也被卖掉了。但在刚入狱的那几天，我接受了事实，并无太强烈的情绪。让我困惑的反而是一些小的，小得可怜的事。我没有去想妻子和孩子的命运，而一直为没有烟抽而苦恼。我也没有去想我的手稿—已经转入随意的买主之手，而是在想狱中没有书看。
卡尔森提到了一些名字和地点。他还问到我送的一些礼物，并粗鲁地追问我晚上在阿尔弗雷德·泰勒住处都做了些什么。他暗示说有些“令人吃惊的事实”，并告知陪审团说有个男孩—正是那个我以为去了美国的男孩，我还为他出国而暗自得意呢—等着出庭作证，一听这些，我便知道我输了。我曾经把否认传统的现实当成了一门哲学，如今却发现自己深受其苦。我总是断言阐释事实比事实本身更有趣：很不幸，我发觉我这话是说对了。别人为我的恋爱事件加上了肮脏污秽的阐释，这把我毁了。很好笑，不是吗？
“我可以把饮料喝完吗？”
但是等他针对男妓盘问我时，我却支支吾吾。我创造了一个我在其中以慈善角色出现的戏剧，可惜我高估了我的想象力。我是一个被迫入世的艺术家，此外身边还有个皇家律师，所以我还得用这个世界的语言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形下，我的话语断断续续。任何人的活动如果在公开的法庭上念出来，别的不说，光是其陈腐都应遭到刑事指控。
在控告昆斯伯里一案中，我的辩护人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后来放弃了辩护，当局签发了我的逮捕证。此时我本可以逃到国外，但我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我已经不能控制局面了，另外，在极度沮丧之下，我觉得我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无济于事。我曾经求助于世人来保全我的名誉，结果我却被世人毁灭。
我不想在此详述我受审和受罚的诸般痛苦了：一想起那个时候，我仍会感觉到当时的恶心，那是神经质般的恶心。我无法摆脱：吃饭之前，我仍会把刀叉准确地放置好，若有变动，我就很不开心。这是监狱留给我的遗产。自从监禁之后，我只去过法国喜剧院一次：开演前的三次敲击声让我彻底发狂，我只得离开剧院，因为在老贝里，法官进入前也有这么三次敲击声。我这样做有点傻，但我知道，一个人自我生活所构成的监狱比石头和铁栅条组成的监狱更加牢固。我得去把窗户关上：天冷了。
那个倒霉的下午，我坐在卡道根酒店和博西一起喝霍克酒和赛尔脱兹矿泉水。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对阅读晚报的早期版本有特别的兴趣。我记得《回声》上说我“呜呼败哉”了，我大笑着把这个说法念了出来；在《新闻》上，我看到当局已经签发了我的逮捕证，罪名是“有伤风化”，我看这一段文字时，仿佛是在看别人的故事。我对博西说我知道人们怎么爱，但到此时我才明白他们是如何恨。我等着世人采取下一步行动。世人已经摧毁了我的意志，摧毁了我作为一个人，以及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信心，相形之下，我已经不怎么在乎他们对我身体的损害了。
当然我知道，不过他的表达比我能想到的说法更妙。
六点钟左右，两个警探没有敲门就进了我的房间。
“他们钞票照收不误，说的话又不算数。你得和这些小母鸡私下谈谈。”
“您是王尔德先生吧？”其中一人问我。
一开始，我占上风。卡尔森犯了盘问我作品之大忌—他理应知道艺术家是自己作品最严厉的控诉者，是自己最无情的盘问者。但卡尔森却想取代我这样的位置：他抬头仰望奥林匹斯山，他困惑了，脚下打滑，跌倒在地。在文学这个主题上，庸人毫无意趣，因为他们无法恰当地表达自己：我总是认为，如果他们言辞精妙，其观点还会有些魅力。对卡尔森询问的思路我了如指掌：我知道他不但会对我的伙伴紧追不舍，对我的艺术也一样不会放过。卡尔森用他那颇为夸张的爱尔兰口音读我给博西写的一封信的片段。这些片段写得很美，美得他简直无从表达，显然这让他大为光火。可我却暗自高兴：它让我产生了优越感。
我以诽谤罪控告昆斯伯里，让他受到审判。这场审判是我的耻辱，最终导致我的毁灭—这完全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这次审判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侯爵和他的党羽已经把伦敦的贫民区梳了一遍—找到了曾经是我伙伴的一些男孩。我的朋友诚恳地劝告我撤诉，逃到国外去—确实，我一开始的本能也正是这样。不过，虽然我很害怕，非常地害怕，但正是恐惧给了我力量：寻求了断的力量。如果我跑到国外去，这恐惧也会永远跟着我走。再者，如果这样做，我的生活该是多大的失败啊。至少现在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跨海到法国去是懦夫的行为：我宁肯自己永远是丑闻的别名，也不想成为他人讥讽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