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泰特街，回到已经入睡的孩子们身边，我就会感到羞耻—我竟然不顾自己的家庭，不顾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而放任自己的情欲来主宰自己的个性。不过羞耻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一遇到更强烈的情感，它就无济于事了。我无法罢休：我想要最好的东西，但我在寻找最差的。如同哲学家萨丹纳帕路斯[158]一样，谁要是能发明一种新的乐趣，我就会给他一大笔钱。在疯癫状态下，我希望犯罪犯得漂亮点，把罪的技巧完善化。浮士德最大的秘密不是理智和情感的分离，而是他实际上是把情感作为完善理智的手段。所以，为了向这个德国思维致敬，我对自己的冲动不加抑制—或许抑制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不让这些冲动发泄到世界上，它们就有可能化作毒药。有鉴于此，我认为行为放荡无羁者的生活哲学实际上比清教徒还要明智、高明。清教徒是文明的最大敌人，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文明的基础乃是快乐。
但是当我在罪恶行径上更驾轻就熟之后，我找到了放纵这些罪恶的其他地方。这些街道的名字在我的想象中燃烧，仿佛我进入了地狱之门，看到了维吉尔所指出的那些可怕词语：蓝锚巷、孟买街、格雷胡同、维尔克罗斯广场。我在夜总会和那些可耻的街角寻找拉撒路[159]，找到后我坚持亲吻他的嘴唇：所以我开始发高烧。有的夜总会把男孩叫卖给老人和恶人；有的房间里人们在满足或者生产各种奇怪的情欲。意乱情迷中，我会亲吻男孩的全身。那时候我能隐约瞥见那些产生鬼神的性仪式的秘密。
在前几个月，我偶尔逛一逛娄尔·卡特那里的一家男妓院。这家妓院装扮成裁缝店的样子，但那里从来没有生产过任何衣服。有时候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样的地方会和海滨大道如此之近—为什么这里燃烧的丑闻和罪恶之火没有把咫尺之外的时尚世界烧着？这家妓院是一座又高又窄的楼房，每层楼面都用木框隔成一间间小屋—每间小屋里面都有一张肮脏的床。妓院里的人会把我带到其中一张床边，然后会有一个男孩过来。我们的对话总是一样的—我记得最常说的话是“有零钱吗，老板？”—情欲也是一样的：在一间又小又湿的房子里，个性会自由绽放，十分美妙。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完全是自由的。在事后，这里的男孩有时会和我说说话—我对他们的生活很有兴趣，我也为他们谈论自己生活时的坦诚口吻所吸引。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并不感到羞耻：其实他们甚至为自己有机会挣得一份收入感到幸运。
英国的朋友拍电报来说我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如同阿纳托尔·法朗士[152]童话中的老人一样，我仍可以“枯木逢春”。过去我也告诉过自己这样的话—也就是我现在的经历可以为我酝酿出更新更深刻的艺术，苦难可以改变个性，如同放在火炉里的钢铁会发红发亮。但这种希望纯属幻觉。人的胃口和野心是无底洞，但是人的经历却是有限的。我一生的悲剧在于我的成长总是受到抑制—我只是围绕着自己的个性在奔波。我似乎命中注定要出没于我的罪恶所在的地方，注定要让靠近我的人感到害怕。地方还是那些地方，男孩还是那些男孩。
我们见过面后，我邀请他去泰特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成了那里的常客。罗比颇有魅力，他还有一种本领：他能问只有我才能够回答的问题。他对我很崇敬，所以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成了可崇敬之人：和他谈话的时候，我能够形成我最出色的对话内容。一个人爱别人的灵魂，到最后竟然会爱上他的肉体。这很奇怪，不是吗？我们彼此亲近，不过我们的友谊中的激情却转瞬即逝。确实，我也乐得让我们的这种肌肤之亲转瞬即逝。我对和我同类的人兴趣总不会维持太久—因为这是在欺骗自己，而不是他人。但是罗比给我指了一条路，我心甘情愿在上面践踏，但到后来我的步子越来越疲惫。不过，这种苏格拉底式的爱似乎把我最好的品质给激发出来了；在这种爱的光照下，以前被压抑的想象力又蓬蓬勃勃地滋长并壮大起来了。我开始认识自己，并贪婪地寻求新的启示。
“不，亲爱的，我还没这荣幸。”我给他要了一杯波尔多红葡萄酒。
我追求青春和青春之乐，此时没有同龄的朋友或许也很合适。确实，就是那些和我最亲近的人—罗比·罗斯、博西、雷吉·特纳—也比我年轻很多。我和他们在一起相处更为自在，因为我无须刻意装扮。对弗兰克·哈里斯、W.E.亨雷这些人而言，谈话就如同是在打一场橄榄球—我得一直摆出某些姿态，并不断为自己辩护。我寻找友谊和美，而他们却渴求对手，要无端搅起纷争。所以我对他们尽量回避。现在，我又老又孤独，成了另一个时代的纪念碑。
所有的后悔都无济于事—我要后悔的事情太多，至少这个道理我是认识到了—但是爱德华的性情本可以让我警醒，可惜我是听不进警告的人。因为我注意到他的性格中有一些天王星性格独有的弱点—在爱德华这种有缺陷的性格之下，罪恶感和歇斯底里总是和激情如影相随。我认识了他几个月之后，他经常给我写来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信，上面谴责自己犯下了无心去犯的罪，谴责自己的自我背叛—事实上他是在背叛我。他在家里和自己的父亲大闹了一场，把我也牵扯了进去，闹到最后甚至被警署拘留了，是我把他保释出来的，其实我当时就应该用一些措辞严厉而精心思考过的话把他打发走，让他离开自己的生活。但我没有这样做，用阿瑟·皮奈诺那句让人难忘的话来说，我算是“尝到教训”了。
哈里如约而至，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对浪漫派诗歌有着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挚爱。他当时还在剑桥读书，我们谈到了柏拉图和赫拉克利特[153]的丰富想象。康丝坦丝离开了饭桌—她这个时间很容易犯困—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哈里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很紧张。我们喝了很多酒，我还记得我说了很多关于《会饮篇》的妙语。然后，在四周希腊词汇的魔力下，我把一只手放在哈里的胳膊上，他也没有拒绝。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感情，它是让我日后长期沉沦的感情，是让我在日后那些愚蠢的岁月里一直在追求的感情—它削弱了身体，但提升了感官之乐，它让我成了欲望的奴仆。
皇冠就像所有平原上的城市，是个观察世态人情的绝佳地方。墙上有框状墙纸，有的上面似乎还有人签名，墙纸是暗红色，使得汽灯光线柔和下来，其状十分迷人。年轻人看着体育报纸，老年人叼着方头雪茄，都围在那些“马杰瑞”们—这是对“那种”客人的一种老式称呼，老式归老式，却不失其魅力—周围，和他们逗笑。我还记得一个叫克蒂·费希的年轻人；他在海滨大道和港湾街一带活动。
“作家，真的吗？那一定很有意思。我会在新闻里看到你的名字吗？”
到最后，性只能满足我的骄傲，而不是迎合我的快乐。我成了有头没有身体的人，正如拉维纳女神的图画一样，因为对罪的记忆比罪的过程更有趣。罪加速了快乐，这快乐源自思想而非感官。我体验到了各种快乐，因为我并未沉湎于这些快乐，我是超脱的，独立，且不会消融其中。当我俯身亲吻那些男孩时，我能从他们的眼中看到我自己：我是两个人—一个我在体验着极度快乐，另一个用疲惫的眼睛在观看。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无法找到安宁。昨天晚上，我的耳疼有所减轻，我决定到外面的大街上去庆祝。我和几个熟人一起赶到玛德琳面包店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刚一进门，店主人就扮出种种虚伪的遗憾表情请我离开。好像是我的出现让某些英国食客受惊了。我看了看他们，鞠了个躬，他们把头扭到了一边；我敢肯定他们是贝斯沃特人。这地方的人总是这般嘴脸。当然，我离开了饭店，尽管我的几个伙伴—性格都比我稳重—都没有走。人们都以为我喜欢和人直面交锋，实则不然，我一般都退避三舍。我和树神一样，喜欢寻找黑夜，但只是为了掩藏自己。
“不，亲爱的，我已经尝过那滋味了。”
我得承认，我的伙伴就是我在本地认识的一些男孩。尽管我不能为他们下金雨—我的神力不复存在了—但我有时候能掏出一些钞票来。我最喜欢的两位男孩是尤金和莱昂。这两个孩子和我简直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一起—除了患难—他们的年龄已经教会了他们很多智慧。尤金十六岁，有着安提诺斯[151]一样的眼睛；他还向一个比他年纪还要小的卖火柴男孩提供保护。至少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上总有火柴，但我相信他是把火柴送给对他微笑的那些苏格拉底式游客。莱昂喜欢逛咖啡屋，但就我所知，他从来不是去这里吃喝。
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首演那天晚上，我给了爱德华一张票—我让他和法国年轻诗人皮埃尔·露易坐在一起—爱德华后来告诉我，他和那位年轻的法国人坐在一起谈话的时候，感到十分难堪。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做我的朋友:难道还有比这更荒谬，更可悲的事吗？这事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尽管他后来极其卑鄙地把我出卖了。其实他出卖过我三次—我就不把那明显雷同的情况列举出来了—一次是向昆斯伯里雇用的私人侦探说对我不利的谎言，另外两次是在老贝里的证人席上作伪证。
我初次体验的希腊式爱情对象是哈里·马瑞乐。在此之前，我只能窥得一星半点—罗纳德·高尔勋爵这尊奇怪的雕像，还有大城市的阴暗角落。但在那时候，希腊式爱情就如同一场狂欢节，而我还没有找好面具，所以我只有让它在奇怪的香气和紫色的音乐中飘逝。后来我遇到了哈里。他还是个小孩时我就认识他了：他原来住在泰晤士别墅，也就是弗兰克·迈尔斯和我离开牛津后住的房子。我住在泰特街的时候，有一天他很意外地写了一封信给我。时间我还记得很准，因为那就是西里尔出生那年：1885年。我当时31岁，哈里20岁。他这封信写得很让人开心，我回信要他到切尔西来看我们。我相信，就在这时候，家庭生活已经让我感到沉重了。
罗比把我介绍给一群天王星上的居民—莫尔·阿迪、莫里斯·施瓦布和雷吉·特纳。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全都直言不讳，我的面前展现出许多陌生的景象：伦敦北部那些丑陋的铸铁尿壶，公园里那些穿红着绿的士兵—可以从树木间窥见，还有骑士桥溜冰场上盛开的奇异的冰上花朵。我被迷住了，但这些天我并没有像他们一样，让自己放纵于这种新的激情。我更愿意沉浸在他们的陪伴—而不是他们的罪恶—之中。我们一起到海滨大道的皇冠酒吧，或者到圣詹姆斯一带逛那些带色情意味的酒吧，在这些地方打发夜晚的时间，在一起喝酒、抽烟，看着奇怪的、浓妆艳抹的尤物从身边走过。
我先前说过，在我和罗比，以及通过他所认识的人之间，我们的友谊纯属社交性质。尽管我寻求身体上的快乐，我不能在他们在场的时候寻求这种快乐。罪应该是孤独的，我总是独自一人去探险。有些夜晚，我为那种致命的激情所掳，就会给康丝坦丝一个托词，通常是很荒唐的托词，然后就跑出去求欢。对这种一直驱使着我的强烈需求，我一直未曾理解其本质所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块猩红色的斑点，受其影响，我只能看到陌生的人物在召唤我。最奇怪的是，我总以失望告终，但又总怀有希望—期待源自过去的体验，这种期待既是熟悉的，又是常常更新的，就如啄普罗米修斯的那只秃鹰。
“那么像你这样的作家晚上都干些什么呢？他会不会想到去碰一碰克蒂的刺呢？”
“我爱这些城里的绅士，”有一天晚上他这样告诉我说，“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常客。你自己是城里人吗，奥斯卡先生？”
就这样，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中间并不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那些看起来比较严肃的问题会淡化为一阵笑声。我记得，在我们的谈话中，所有的公众人物都会成为荒唐可笑的滑稽人物—我们以“格莱斯顿夫人”的说法称呼格莱斯顿首相，对罗斯贝利，我们直称为“公主”；而查尔斯·迪尔克爵士，对他的崇拜者则是“切尔西女王”。我觉得这些说法都很有趣，它也让我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现代文明只有在嘲笑中才可让人忍受，大人物们若是摆得高高的，塑成塑像，那只会非常荒谬。用幽默把他们从高高在上的地位上拉下来这种主意深合我意。我是在玩火，但世界上最好玩的恐怕也就是这东西了。
有一个小伙子曾经警告过我在追逐的危险—他是彼得·布福德，一个品格高尚之人，他一直到最后都站在我一边，而且不愿作对我不利的见证。我是在阿尔罕布拉剧院遇见他的，就在演出的中场休息之中—大部分戏剧演出中没有这些中场休息还真不行。康丝坦丝当时在乡下，所以我把他带回泰特街了。在情欲方面我对他并不陌生。他有一种奇特的纯洁，这是我所没有的，故而让我入迷。当然，他的出身比我低得多—他在格雷普街当木匠—但他有一种可靠的本能，我觉得这种本能的价值无可估量。我和比自己差的人打交道并不困难。这类事对我而言实属无足轻重。我是爱尔兰人。事实上，英格兰人可能发现了我在伦敦归属于一个不分阶级的社交群体，所以他们痛恨我，尽管我想这个群体也不能说有社会主义属性—有些年轻人若是成了公爵夫人也会很高兴。事实上真有两个人成为公爵夫人了。
我们之间的亲近具有学生味，但它唤醒了我内心强烈的喜乐，也产生了可怕的羞耻感。我曾经下决心不再和他见面—确实，在那些个夜晚，我们只是书信来往，却无肌肤之亲。但是他打开了我的双眼，唤醒了内心潜藏的本性。我知道身体之美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性别，而像弗拉·安吉利科[154]笔下的丘比特一样，浮游于两种性别之上，我原来以为这只是抽象的美—我不曾知道它还是可以品尝，可以享用的，而且品尝和享用并不会使原来的美有所减弱。但是，当我发誓弃绝我的艺术中那美妙的理想主义的时候，我的脚就踏上了把我带入荒野的路。我本来是和苏格拉底坐在一起的，但现在我发现我的右边又多了一个亚西比德[155]，而且我在和他一起吃肉喝酒。
“不，我是作家，亲爱的。”
人的思想有像怀特查普尔[157]的区域，也有像西区的区域，在追逐新的堕落景象和罪恶之时，我喜欢到那些狭窄的陋巷。我漫步在灰暗肮脏的城市街头，只想着寻觅伴侣。我的伙伴们告诉我说，这些地方既有可怕的危险，也有可怕的乐趣。他们说我这样的探险活动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但我想说，如果能倾自己一生换取片刻快乐，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啊。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有害怕过—无疑，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从来没有遭到攻击。在我寻找某个酒吧或者一条小巷的时候，我会经过一些没有铺草坪的广场，那里有成堆的孩子睡在地上。我见过贫穷孤独的女子徒劳地呼唤解脱。破烂的街道上，街灯闪烁不定，阴影变幻不止，这里会看到一些闹出人命的酒后斗殴。这一切尽收入我的眼底，让我欣喜。犯下罪孽的人是肮脏的，而罪孽本身却是美妙的。
因为，在讲座结束后，我正走在街上，突然有个学生跑过来向我自我介绍。我现在发现，其实我一直在被人引诱，而不是引诱别人。尽管按照大众的想象，我应该和雷斯[156]一样在炼狱才是，但实际上我并没有仔细研究这种感情，没想到它后来会把我害得身心疲惫。当然，我说的这个学生就是罗比·罗斯。他的性格颇为迷人，是没有多少野心的人才有的迷人。在那些天，他像个孩子一样反应敏捷。我立刻喜欢上他了。我的第一印象从来不会错。
我不是拉伯雷式的人。我发觉我现在很难记述我的罪恶。但我曾经写信告诉过博西，一个人的高峰时刻是他跪在尘土中忏悔一生所犯的罪的时候。现在我要讲述我的罪了。我当然没有可供效仿的榜样。波德莱尔曾想以自己的罪惊动天堂和地狱，由于他写作的篇幅并不长，他或许达到目的了。我却无法实现这种奇迹：我无法把泥沼化为白银，也无法把白色污点变成黄金。我只能随兴所至，杂乱地进行记录。我必须和罗马人一样—把肠子捧在手里，重新死一次。
即便在我受审前好几年的那些日子里，我就遇到了一些日后注定要给我带来苦难的年轻人：有的只是成为看客，其他的还会背叛我，他们的背叛加速了我跌倒。爱德华·雪莱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皮肤白皙、精神紧张的年轻人。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受到幻想的焦虑折磨。我在我的出版商处见到他，他当时在出版公司担任职员；他请我在一本我的作品上签名，当时他难为情得不得了，索要签名的时候都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对他怜爱交加—怜和爱这两种感情分开的话，各自都很不错，若是合在一起就遭殃了。但是对那些看不到自己价值的人，我总觉得有些感动。
“哎，来吧。我见过人一面就忘记不掉，特别是像你这样的英俊绅士。”
我是在皇冠遇到约翰·格雷的，他是个经历颇丰的诗人。我想我以前一直梦想找到苏格拉底式的伙伴关系，找到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爱情和艺术生活。和格雷在一起，我以为这种生活是有可能实现的，可他明白无误地告诉“在那方面”对我没有兴趣：这种话从一个诗人的嘴里说出来，显得很是凶恶。但他还是风度优雅地让我掏钱帮他出第一本诗集。对我来说，哎，平起平坐者的爱只是证明了一个扯淡的梦而已。不论在艺术和生活上，我的志向都高若云峰，像我这样的人注定要遭到不如自己的人背叛。我不可能会有别的结局。
有时候我也会带着害怕和颤抖从这样的地方跑开；那时候最不经心的一声叫喊我也会以为是针对我的，打着琥珀色灯光的出租马车也像是把我快速带入地狱的马车。我行色匆匆地经过黑暗、空寂的街道，如果值勤的警察把火炬照在我身上，我会大惊失色。汽油灯的灯光是肮脏的黄蓝色，在我行走的时候，它仿佛紧跟着我，我的心会在一个空荡荡的地方狂跳不已。这，就是我的生活所变成的模样。
彼得·布福德和我成了莫逆之交。我们一起在弗罗伦斯吃便餐—那里所有的食物都很简单—他还对我宣讲我的生活有多大危险。他对我的天才真正感到佩服，所以也发现了我性格中一些抢眼的缺陷。我会默默接受他的批评：我们只能接受年轻人的批评，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按照本来面目看待生活。我会对他推心置腹，甚至把那些从来没有跟自己最熟悉的人讲过的阴暗面也告诉他了，他则会给我出主意。是他提醒我警惕爱德华·雪莱的：“他这人反复无常。”有天晚上他这样告诉我。“别和他掺和在一起，奥斯卡。”他的先见之明真让人折服。谁会想到，一个出身寒微的人会比我更有洞察力？谁又会想到，最后他对我所表示出的忠诚和感情会超过我所在阶层的人？或许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巨大秘密—爱和智力只属于受到过生活伤害的人。
同样，我的个性也起床了。在这些日子，我经历了双重生活的奇妙。我真心同情穷人，按照某种返祖的本能，我都想深入到他们中间，和他们一样生活。但我最后把这种想法化成了思想的刺激—走在伦敦的阴影之中，从一定距离之外观察生活的光彩—这样的生活几个小时前还是我的，而且只要我愿意，就会一直属于我。
但是也有时候，我会带着平静和健康的甜美感觉离开夜总会。就是在这些身体得到了高度释放的时刻，妙语美言会不约而至；我会把它们记在笔记本上，并用于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我记得我有一首完整的诗—叫《黄色的交响乐》，这时候我的诗歌还有标题—是我凌晨走在伦敦街头上写就的。那时候，我非常热爱这样的凌晨；夜总会和广场从一片漆黑过渡成珍珠灰色的阴影，轮廓渐渐呈现。经过公园的时候，会有马车从身边经过，前往考文特花园，车上的乡下人会向我道早安。城市就如人的身体：每天都能清清白白地起床，穿上奇异而荣耀的服饰。
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在很多社会底层人中间，我的知名度不亚于我在他们的统治者中的知名度。牛津街的窄巷我很熟悉，皮卡迪利的男孩每次在我经过的时候也会对我吹口哨或者发出嘘声：正因这一原因，我很少陪妻子一起去斯旺和埃德加购物中心。
一年过去了，我所逃避的本性又显现在我的面前。如果我把真相向康丝坦丝揭示出一点点，她都会表示惊恐和厌恶，并避开我。所以我把秘密守住了，对它进行抚育，并用叹息和呻吟来浇灌。但天上的诸神残酷无情地玩弄着我们：我本来是回牛津拜访佩特的，但是听了他以“有感官刺激而无感情的生活”为主题所作的长讲座之后，我又一次陷入沉沦。
通过罗比的朋友，我又遇到了其他人。有逛同样地方的演员，如罗兰·艾特伍德、奥萨瓦德·约克、西德尼·巴拉克劳这些年轻人，这些人自己的情感就极富戏剧性，所以他们把剧院生活当成了自己生活完美的延伸。他们的陪伴对我很有吸引力，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欣喜，而在阴森的新闻之屋，以及专业文学人士的带毒花园，都无法找到这样的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