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城市成天喧嚣繁忙：天刚破晓，满载玉白色蔬菜的马车就吱吱嘎嘎地驶向考文特花园，到了深夜，喊叫声、口哨声仍不绝于耳。而在泰晤士河畔，每当夜幕初降，一排排电灯就次第亮起，映照在夜空之下，其美丽让我叹为观止。它就像西格尔杜松子酒一样，象征着今日和明日的精神。
不过，如果说我在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方式前退缩了，至少，我还能在想象中经历这种生活。剧院、音乐厅这些地方也是我流连忘返的去处。我经常一个人去，没有和来自哈克雷别墅的那些有来历的人坐在正厅前排，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坐在后排。我经常去爱尔汗布拉剧院，兴致勃勃地观看阿瑟·罗伯茨的表演，他能把伦敦的生活表现得如梦如幻，不亚于奥特韦[73]刻画的让人忍俊不禁的形象，也不亚于戈雅[74]笔下古怪夸张的形象。灰蒙蒙的乐队奏起曲子，罗伯茨用他那有些奇怪而沙哑的嗓子开始唱：“宝贝儿，能不能请我坐马车？我今天上上下下都不适[75]。”后座的人顿时哄堂大笑。我多么艳羡他在台上的位置啊。每次演出结束，我都有些奇怪地感到兴奋。我随着人群一起出场，在汽灯的照耀下，人们的面孔明亮而有力。
有次我给莉莉读《民意党人维拉》的片段，不过她不是个好的听众。我在读一段精彩的演说，她却要我给她添茶水，心不在焉地在屋子里游荡，手里摆弄着自己的照片。此时我读到了一段非常优美的文字，把自己都感动得掉泪了。要是不把注意力放到莉莉身上，她就不知分寸了。她有一次带来了一只巨大的孔雀标本，据说是沃里克伯爵射杀的。她说把这样一只鸟儿打死了，是会带来厄运的。“不过，”她又说，“有些人就是什么都不信。”我厌恶地看着她，然后把那孔雀扔出窗外，让过路的人大吃一惊。我和莉莉交往了好长时间，唯有这次我们好像才彼此了解了对方。不过现在我相信她是对的，应该忘掉《民意党人维拉》：它只适合念给聋子的耳朵听。每当想起这部戏，我都感到难堪。这戏里有诗意，但都不是我自己的原创。我们可以原谅莎士比亚的一切，但不能原谅自己写的劣作。
这些日子里，我结交的女性超过了我以后结交的女性的总和。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贝福特公爵夫人来过，接踵而至的有莉莉·朗特瑞和埃伦·特瑞。弗兰克给她们画像，我逗她们开心。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我总有办法和女性“套瓷”：我了解她们。这些日子，我也崇拜这些女性，因为她们运用其性别所独有的微妙手腕，学会了如何驾御生活。记得有天晚上，我和莉莉一起沿着海滨大道散步，沿途的马车夫冲她喊叫，路过的人们回头看她。她的荣耀我也跟着沾光，我尽情享受，不过要是这荣耀换成是我来享受，就越发有趣了。
就这样，我成了这些女性的密友。她们感兴趣的是自己的丈夫，而丈夫们却成天不见人影；她们对情人感到腻味，而这些情人却如影相随。我常陪达得利夫人去她的发型师那里，我从她身上掌握了和裁缝说话的秘密：总是压低嗓音。结果，我几乎成了女性时尚的专家—这些时候，我偏好绿色和黄色，而不是紫色和金黄色。我有时候也去卢恩德斯广场，到塞布莱特夫人富丽堂皇的宅院中拜访，和她讨论晚上可不可以办个晚宴。我们一本正经地讨论座位的安排方法，认真得仿佛是在部署半岛战争。[76]那个时候，我已经了解到使她开心的办法—她自称喜欢的人，我就加以嘲讽；她嘲讽的人，我却非常严肃地谈论。
不过这灯红酒绿的景象我很快就腻味了，我反而去寻找其周遭的阴影。我走在窄院小巷之中，走在邪恶的男男女女之中。这些古老的街道远离通衢大道，我看到了贫穷，看到了羞耻，但在我的眼中，这一切无不生动有趣：直到后来的岁月里，我才体味到它真正的秘密。在这些地方，我看到一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为了一个便士，光着脚丫在街上卖报，或者帮人推车。在这些地方，我还看到一些小孩，默默地站在意大利风琴旁，然后被陌生的声音召唤到酒吧—我不敢尾随而去。
弗兰克画艺高超，社交广泛，而我则能恰到好处地赞美奉承，弗兰克的魅力加上我的滑稽，吸引了不少佳人络绎不绝地到泰晤士寓所来和我们喝茶。当时，社交界是由女性把持的—其实在真正文明的时代无不如此。男人不是忙，就是太乏味，所以无法在我们初次涉足的社交圈中大展身手。白天我们广结芳心，到了晚上就欢庆成功—欢庆的成本都不高，一般都在弗罗伦斯咖啡馆解决。
我带着年轻的想象，把伦敦看作一个大熔炉。我们如若靠近它，非死即伤，但这大熔炉也创造了光和热。似乎整个地球的力量都汇集到这一点上来了，沉浸于此，我的个性也大为充实。到了伦敦以后，我就一直在城市里生活了：当年的我还没曾想到，有朝一日，我本人竟会成为都市文明种种疾病的一个象征。在伦敦，我想了解各种人类活动，但到头来，我也只是品尝了人类的各种腐败行径。
如果我在漫游中力求掩盖身份，真是寂寂无名又会让我感到恐惧。弗兰克·迈尔斯和我在一套临河的房子里合住，就在海滨大道的后面，各式车辆穿梭不息，什么声音都有，有些瓦格纳音乐的味道。不过，什么都不能让我们灰心，我们到伦敦来，本来就相信我们能在这里把牛津多姿多彩的生活延续下去。我们追求出名，却在无知中惹来恶名。
不过，在伦敦的日子里，其他艺术家都对我的才华没什么信心，这让我又愤恨又失望。我本想到伦敦来一举成名，但竟然找不到知音。即便我给他们看我手上的洞，我身上的伤口[80]，他们也不会理睬我的。我曾想，艺术家之间会惺惺惜惺惺，不会被凡俗琐屑的社交所累—可惜哪里会有这回事？在切尔西，惠斯勒就住在我对面，不过他就算来了，也只是在不同人面前谈论自己。要让他闭口，只有乘他休息的时候比他还要夸张地自吹自擂。我这一招很管用。惠斯勒说的时候，大家只是微笑，到我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大笑起来，我想惠斯勒为此要记恨我一辈子。他的失败属于美国式性情的失败：他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结果大家就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不管他性格中表现出多少夸张和活跃，内里却怒火中烧。作为一个爱尔兰人，我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可怜的吉米—不过现在他已经仙逝了。不过到了仙界，他也会搅得四邻不安。
当然，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永远不会摆出英国绅士那种荒唐的假正经姿态。这些英国人要是没话可说，就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要是没什么可想，就会装出若有所思的神态。而这些女人却依靠自己的个性魅力征服了社交界，所以我和她们相处，向她们学习。她们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艺术家，我也通过自己的戏剧向她们致意，我把她们刻画成远比男人聪明、远比他们有分量的角色—毕竟，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她们远没有男性那么理性化。
我对马修·阿诺德总是避之唯恐不及。在瓦恩克里夫公爵家我们共进晚餐，我就坐在他对面，我想他当时脸上带着一种不知乏味为何物的得意表情。他举止自负，那身材颀长让人想到前面有一个小水洼他都会弯下身子自我欣赏。当时我们在讨论法国的新戏剧家：他说话的口吻就像是卫理公会牧师在劝人不要火葬。我相信他想让伦敦西区的大小剧院都充满中产阶级的气息，从而给全世界树立好榜样。我提出了异议，不过他自然不予理会。
海伦娜·莫迪耶斯卡[77]曾邀请我去斯隆广场的宫廷小剧院看她排练《茶花女》。弗兰克刚给她画过一张竭尽奉承的肖像画，所以我想凡是看过这画的人，她都想接近。我到的时候，剧院里空荡荡，有些黯淡，背景屏已经布置到位，在敲打和拉锯声中，舞台工作人员扯着嗓子互相喊叫。接着，剧院里突然安静了下来。莫迪耶斯卡上台来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直至今天我还为之惊叹：莫迪耶斯卡就如同变了一个人。她从幽暗的休息室里走出来，进入了电灯的光照之下，人完全变了。我看到了一个我难以理解的景象，那是世界的景象。
我之所以并不敬佩大人物，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也不那么喜欢我。当时我出过了一本诗集，第一本戏剧《民意党人维拉》也快完成，不过我的文学创作还不被看重。即便是搬到了切尔西后，我们的访客也还主要是女人—这些女人只对写给她们自己的诗感兴趣。我的名声和我的严肃作品风马牛不相及。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我开始苦中作乐，玩世不恭，寻别人开心，也拿自己开涮。我成了唯美主义者。我对自己竭尽自嘲之能事，连吉尔伯特[79]和沙利文的嘲讽也不能与之相比。
很自然，在这些日子里，每个人都应该到伦敦来，所以在晚宴或其他大型聚会场合，总能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要么在社交圈中呼风唤雨，要么逗乐打趣—当然，有时候这两种行为是难以区分的。对这一切我只是逢场作戏，应酬应酬而已，说不上真的佩服这些人，哪怕他们的作品让我感到钦佩。举个例子说，我很喜欢写小说的梅瑞狄斯[78]—在近来的作家当中，他是不可多得的诗写得比散文好懂的作家，当然，我更喜欢其散文作品—不过作为一个人而言，他真让人不敢恭维。他总拉长一张忧郁的脸，仿佛一个得知当日礼拜活动已经停止的教堂司事。我遇到过史文朋—也仅见过一面而已，不过我想这次见面也是乏善可陈。在我看来，他似乎是个腼腆而笨拙的家伙。他常常伸手挡在面前，好像是把眼睛遮住，不去看这个世界一样。弗兰克和我在回泰晤士寓所的路上模仿着他那样子，一路上大笑不止。但是到了现在，我却对他产生了同情。我记得我当时说过，他是被迫住在普特尼，因而他的贡献只限于19世纪而已。现在看来，他的悲剧和我如出一辙：他突然间才华枯竭，进而不能把握自己的生活。我本应该看到这一点，而且为此喜欢他才是。
离开牛津到伦敦，感觉上是离开雅典去寻找罗马。恺撒·奥古斯都提前庆贺新世纪的到来。同样，在伦敦，我也感到新时代的诸神已经脚步轻捷地来到。这个城市当时鼓噪不安。丑陋的建筑物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更丑陋的建筑，对浪漫派运动唯一作过贡献的贫民区也被拆迁，为的是修几条纯属多余的马路。据说有位老人被埋到了新牛津街的地基下—真希望那就是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