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相信，在头几年，我们在一起是幸福的。在孩子出生后，我们才开始生分起来。她生下头胎儿子后，见到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样子我觉得有些厌恶：母子在一起的样子在宗教艺术里大有魅力，换到别的任何场所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见到她们母子在一起，我总是把眼光避开，而且去忙一些琐碎小事。西里尔出生后，康丝坦丝就逐渐褪掉了自己身上的孩子气。我希望她一直是我头一次见到的样子，不过我既阻挡不了她的快速成熟，也无法迈动自己的成熟步伐。她要求我给予的爱我无法提供了，但她从我身上学会了如何掩饰她的感情，进而和我越来越疏远。渐渐地，我把给予她的无私而快乐的爱倾注到了孩子身上。
依旧去划，划你自己的一叶扁舟
我还记得康丝坦丝和我在泰特街一起弹唱过的一首歌：
不过她还是禁不住要和我描述她去了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我总是认真倾听，不过她有可能怀疑我是在暗中嘲笑她，因为她经常是说着说着就结巴，或者干脆顿住。现在我记起我当时是以多么痴迷的眼神看着她做一些小家务—我也记得她是如何察觉到我的眼光，然后警觉起来，行动都开始迟疑。听起来我像是在描述一个陌生人，是不是？或许我根本就不了解康丝坦丝。
所以说，这样的婚姻对双方而言都难如意。到了后来，我有时候感觉康丝坦丝和我就像是《现代爱情》里的人物。在墨里迪西发明“婚姻不和谐”之前，不知有没有人真正经历过这样的不和谐，总之，一桩婚姻竟然被降低到一首诗歌的地步了，这无论如何都是种荒唐的姿态。连我的母亲也受到了一些奇怪的感染。她写信来说康丝坦丝很伤心，很孤独，出于内疚，我想重新点燃爱的火焰，用奥维德的话来说，“点亮整个屋子”的火焰。然后我们之间断断续续有过和好快乐的日子，中间只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吵小闹，但我自己的生活横下了巨大的阴影，这阴影把这短暂的快乐也吞噬了。这有点像德拉瑞·莱恩的情节剧，一样的陈腐，一样的累人，累人得可怕。
母亲赞许了这门亲事。康丝坦丝很美—女人总是屈服于他人之美。康丝坦丝皮肤白皙，身材非常苗条—母亲说她的身材是小男孩身材，但我假装没有听懂她的意思。康丝坦丝出身于一个爱尔兰的好家庭。说实在的，和她结婚，应该是我对爱尔兰民族的贡献。不过我总是听从母亲的建议—她有一种难得的洞悉世道常理的本事，除了她自己的生活以外。这本事，再加上她那种果断而戏剧化的举止，会造成很无情的结果。母亲和妻子成了密友：她们经常一起出去购物，有时候我晚上不在家—这样的情况越来越频繁—她们就坐在一起聊，聊我们的孩子，或者聊布拉瓦茨基夫人[123]。母亲始终给予康丝坦丝支持，直到后来悲痛的重担她自己也不堪承受。
去年我去了一趟热那亚，看她在那里的墓地。她的墓在城外一个小公墓里，公墓周围是美丽的野花，这景象深深触动了我，我让出租车司机停下来等我。我心里突然涌出一阵想流泪的冲动，但又深深感到哭泣之无益。生活是简单的：简单的一切总是存在，总是在发生。是我害死了她，我简直就是用勺子直接喂毒药到她嘴里。现在，墓碑上甚至都没有我的名字。
我的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和她结婚，我以前总是回答说我只想了解她对我是怎么看的；但实际上，她究竟怎么看我我完全清楚。她爱我，就是这样。她的爱是纯洁的，是无私的，叫人难以抗拒。我把我看作一个浪漫者—不是少年维特那样的浪漫者，维特从爱中得到力量；我也不像帕辽斯[122]，他从爱中得到拯救。我和康丝坦丝结婚是出于害怕—害怕独身的后果，害怕那些欲望—如果屈服于这些欲望，就有可能失去控制。我想塑造自己的生活，不想把它毁灭—在巴黎我就见过好多人的生活被毁灭了。和康丝坦丝结婚是实现塑造生活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我常对朋友说她是天使，倘若她真是天使，也是手里拿着火剑的天使，时刻看护着，不让我进入那充满了禁果之乐的乐园。
康丝坦丝把婚姻的概念反了过来：她想象到自己的心是受到保护的，保护者如若不是珀那忒斯[124]，那至少也应该是一张竹茶桌和镶花地毯。她想把我也带入这个方向，但我总是很讨厌现代家庭生活，讨厌播放着华尔兹音乐的别墅中的生活，讨厌为了找情调而去购书。我们在泰特街买下一幢小房子，室内装潢和传统方式大不一样：我现在很难记得具体细节了，不过在当时，也就是80年代早期，但凡红木桌子，上面必摆一些杂志；同样，但凡杂志，必摆于红木桌子上。在戈德温的帮助下，我们在切尔西区装点出一套美丽的居室。不过，他们花了六个月时间造出这样的美丽来，可一旦债主上门，只消一个下午，这美丽就自动消失了。那些肮脏而烦恼的下午啊！
“你见谁去了，亲爱的？”我有时候这样问她。
我知道他们都还生活在某个地方，而我却无法相见，这种滋味实在难以言表。要是为他们而哭，我会哭得比尼俄柏[127]还要长；要是为他们哀伤，我的哀伤会比得墨忒尔[128]深：毕竟他们的孩子是被神夺走的，而我的孩子是被我亲手送走的。
真是奇怪，回首往事，我只能依稀记得一些很小的琐事：我记得我给西里尔送过一辆小小的运牛奶马车，上面一匹小马被他损坏了，我竟花了一下午时间用胶把碎片重新黏合到一起。我还记得，我有时候会让西里尔骑在我背上，我会告诉他说我们的目的地是天上的星星。不知怎的，每次我把维维安举起来，他都会哭起来，我只好用蜡笔哄他。
这歌极富暗示性，对不对？
当然，泰特街丑陋不堪。伦敦所有街道都这样。朋友们告诉我说住在那里，我变得都市化了，但是我对他们说我就像一个叫作“伦敦和都市”的铁路公司。现在，那幢房子里的房间仍历历在目：在我的书房里有普莱克西提尔斯[125]的赫耳墨斯塑像，书桌就是卡莱尔[126]的书桌，他曾在这上面写出那部充满幻想色彩的伟大自传。餐桌的天花板上有惠斯勒的名品。还有客厅，我和康丝坦丝刚结婚不久，我们常在这里坐着，默默地相伴着。客厅里有架钢琴，康丝坦丝有时候会为我奏上几首流行的曲子，看到我跟在后面哼唱，她就很开心。这些流行曲子抒发的都是些俗滥的情感，但在这时候，我能为这些陈曲滥调注入丰富的情感。
我不能中断叙述的思路：我必须为过去注入意义，而只有现在，我心中才盈满这些意义。我离开了巴黎；对不对？然后回到伦敦。我一名不文，但又像是浪子—只要仍是浪子，就能获准回归。为了恢复我原先的地位，我被迫开始工作。我在当铺典当了我在三一学院所得的金质奖章[120]，然后开始在英国北部就美国话题举办讲座：我不知道美国和英国哪一个引起了我更大的痛苦。
我记得我在什么地方写过，婚姻其实是强扭的瓜。康丝坦丝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了解我：无疑，这正是我和她结婚的原因所在。不过，乏味和挫折会导致绝望，而在绝望的温床之上极易滋长罪恶的果实。我在泰特街住的时间日渐稀少，欺骗成为一种必需—不过我还不能说我的罪。我要借用佩特所谓的“伟大的省略技巧”。
那一年秋天，我在都柏林遇到了妻子康丝坦丝。可怜的康丝坦丝，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竟是在监狱。我们谈了西里尔和维维安[121]，可就是没谈到对方，因为我们之间真的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了。过去，我对她说了太多，撒的谎太多了。她用怜悯的眼光看着住在这个悲惨地方的我，但是怜悯她的反而是我—我由于自己的虚荣和软弱堕落到了地狱，而她却不知不觉地和我一同下了地狱。
“哦，没有谁，奥斯卡，都是你不认识的人。”
婚后有些熟人远我而去了。弗兰克·迈尔斯更是荒唐之至，竟然觉得我欺骗了他。别人不能理解康丝坦丝：她老是不大说话，别人以为她愚笨乏味。有人来的时候，她确实不多说话，但人一走，她评论客人毫不留情，毫不愚笨。对我的朋友的最辛辣的评价不是来自于老贝里的法官，而是出自康丝坦丝之口。她并不算多么机智，不过她很有趣。她是先进女性—不过这是跟王尔德学的，不是易卜生。凡事都是我在指引着她：她有诗人气质，但还没有诗歌来充实这气质。我把装帧精美的书送到她手上；我们一起参观格罗夫纳美术馆—去那里不是为了看，而是把我们自己给别人看，因为我总是觉得自己就是现代艺术的典范。我们还去摄政王街，为我亲自给她设计的服装选购衣料。但现在，一旦想起她那过于温柔的品质我就很难过—我使之僵硬，然后将其折断。
若有泪水，若要蹙眉，切莫聚首
现在我都不忍见到街上的孩子。我总是担忧他们会不会走在路上被车辆撞上。每次我见到父亲让孩子骑在肩膀上，我就心动不已，要强忍着才不会去乞求人家不要这样让孩子骑在肩上。我不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我有时候真不知道痛苦究竟以什么样的面目呈现。
但在我们婚姻的早期，康丝坦丝还很安宁。她经常自哼自唱，见我不敢接近她，她倒也怡然自乐。不过她有个不好的习惯，一旦紧张了就用左手摸头发，有时候突然间一声不吭，让我无法理解。我曾经猜想她有个不为我所知的隐秘生活—不过当然，她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充满了琐屑家务和小乐趣的生活。她有时候出去喝茶回来，会带来某个儿时的朋友，这时她的脸上就快乐得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