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得不能再好，卡丢先生。我妻子很好，我孩子也很好。”
那时，我对生活感到十分腻味，不过办公室的生存使得我本来杂乱无章的生活有了规范。我觉得作为艺术家的自己已经死去了：本来每个人都觉得我前途不可限量，现在，这不可限量的前途已经被我抛在身后了。
有一年，威廉·叶芝到我们家来过圣诞。叶芝长着一张清瘦、笨拙的脸，可一旦他说起神仙故事，整个脸就完完全全变了。他和孩子说恐惧之神，说水妖，说喝新鲜牛奶的小人，说手臂皮肤白皙的高个子女人—她们从天而降，一个个头上都戴着玫瑰和百合花冠，这些故事听得孩子们如痴如醉。接着，他还会站起身，模仿她们慢悠悠的、梦境般的漫步，把西里尔逗得乐不可支。
不过说实在的，此职给了我社会地位，而我的社会地位正在丧失。我不再是唯美时期那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而且我也没有写出让同时代人大为震惊的巨著。编辑一职让我再一次有了一种优势感。我向有权势有名望的女士约稿，让她们写一些诸如道德对服装的影响，或者服装对道德的影响之类的文章—我现在也记不清到底是什么影响什么了。我令人信服地证明，除了阅读雷德·哈格德[130]，读《利平克特杂志》之外，生活依然是丰富多彩的。我还证明，女性也能以事关文明的重大话题—比如服装、食物和家具—为题材，写出有趣的文字，甚至比男性的文字更有趣。
“是的，我觉得温和得很明显，卡丢先生。”
他会给我递过来几封信。我会立刻打开，人依然站在他的桌子边—我想他一定很讨厌我这个习惯，不过我无法抵挡拆信的诱惑，我必须立刻下手。
“是的，卡丢先生，我到了。”
“要不要我照老样子答复？”
生活是复杂的。有些人就像美杜莎那样，明明渴求一死，却得到了永生；也有人像恩底弥翁[129]，渴求生命，却沦入永久的睡眠。这也正是我本人的真实写照：我想创作出不朽的作品，结果却被授以《妇女世界》的编辑一职。妻子鼓励我接受这一工作，朋友们却嗤之以鼻。最后，在四面夹击之下，我作出了自我牺牲，当上了编辑，让整个伦敦大跌眼镜。
“似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卡丢先生。”
“你身体还好吗，王尔德先生？”
婚后头几年，最让我担忧的问题乃是贫穷。康丝坦丝有点小收入，不过连勉强补贴日常家用都难。金钱就如同伙伴关系—有它的时候，你很少为它操心；没它的时候，你就一门心思想着它。万般无奈之下，我开始转向新闻业—我想不出我有任何其他动机入这一行。我开始为《贝尔美尔街公报》等报纸写评论文章：我下笔总是很快，一个没什么话可说的艺术家写起东西来才这样倚马可待。当然，我本不把这些评论文章当一回事，但我相信其他人还颇郑重其事。不知最新面世的小说或诗集何以激起如此大的争议，真可谓咄咄怪事，而我只会把这些作品用作幽默的素材。现代英语作品乏善可陈：拙劣作品总是被过分追捧，真正的优秀作品却总难觅知音。仅此而已。不过和公众谈论这些事总不失荒谬：对一个愚笨之人，除了他的愚笨，你说什么他都相信。
“很高兴听您这样说。”
“我想今天天气温和一些了，王尔德先生。”
有时候，我也和他们讲我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说的是爱，比死亡还要有震撼力的爱。这爱也会死亡，但是它是完美的，没有忧伤，只有炽烈的喜乐。不过故事中也夹杂着痛苦，不过我把痛苦放在大家都不会去注意的地方。当然，孩子们还小，这些事情还弄不明白—我自己也弄不明白。
办公室的生活是奇怪加有趣：我好像成了某个家庭的一员，这家庭里有发疯的婶婶阿姨，也有不知如何拼写的侄甥。受编辑职责之驱使，我对某些事情必须加以注意，别人也会注意—比如清样的校对，这些玩意真是糟得不能再糟，最好什么也不管，由它自生自灭，这样反倒更好。由于工作严谨，我变得疲倦不堪。工作中的事务一成不变。
我一进门，办公室的秘书就会说：“王尔德先生到了。”即便办公室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也照例宣布一番。
到了这里，叶芝的兴致上来了，等康丝坦丝和孩子们走开之后，他和我绘声绘色地说起一个大秘密：爱尔兰一直被迫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我们对秘密感兴趣。我从艾里菲斯·利未的作品中读过此类“秘密”，但我不想戳穿叶芝，由他去说。他说当太阳进入白羊座后和到达狮子座之前，会有一个美妙时刻，这一刻永生之神的歌声会响起—记得说这话时，叶芝还侧过身来触摸我。他说谁要是听到了这永生之神的歌声，自己就会成为永生之神。不过，我不觉得永生之神会向我歌唱。我必须就此打住：抽了太多烟，我的头都发晕了。
“那再好不过了，卡丢先生。”不知这位卡丢先生现在怎样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挨下去，我的丰富想象力全收敛了起来，只有在通信中才稍有展露。婚后三年，我没有写出任何严肃的作品，只有一些童话问世—写这些童话所需的想象力还是拜孩子所赐。托儿所是情节剧的温床，我经常在这里给维维安和西里尔讲述爱尔兰神话故事—比如家乡牟图拉附近山谷中的老妇人：老妇人和仙人共同生活了七年时间。回到家的时候，她的脚趾都没有了：因为一直在小个子仙人中间游逛，脚趾都磨没有了。我还讲过做鞋的小妖精的故事，在仙人们结束热情奔放的舞蹈后，小妖精就给他们补鞋子。说故事的时候，西里尔坐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
不过，是在加入杂志之后，我才真正过上谨严的日常生活。每天一早我就爬起床，亲吻黎明的粉红手指—这黎明在玛丽·科莱利[131]的笔下成为永恒的经典。然后，我美美地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和孩子们谈论前日的新闻，接着我就昂首阔步地走上国王大道。这是一条单调乏味的大道，有牛津街道之壮观，却无牛津街道之实—但总而言之，它也分毫不差地通往斯隆广场，然后再进入色彩斑斓的地铁世界。从斯隆广场到查宁路口这段路对我来说总是那么趣味无穷：在这里我和中产阶级无比接近，我对他们加以刻意的观察，想从他们身上找到生命的蛛丝马迹。可惜我每次都以失望告终。
“有没有什么要处理的紧急函件，卡丢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