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的所谓诚实是出卖别人的信任。
当庸俗冒充崇高招摇过市时，崇高便羞于出门，它躲了起来。
人是会由蠢而坏的。傻瓜被惹怒，跳得比聪明人更高。有智力缺陷者常常是一种犯罪人格。
人性比民族性更根本，爱生命比爱国更根本，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真正令人费解的是，某些人的头脑怎么会与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非要在人性光辉终于闪亮之处高喊民族主义口号不可。
从字面上看，施舍是居高临下的，供奉是卑躬屈膝的，馈赠是平等的。从实质上看，若不是出自爱心，三者皆虚伪，若是出自爱心，其间的界限便消融，施舍、供奉也都是馈赠。
无论何处，只要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出现，那里的人们就要遭罪了，因为他必定要用他的完美来折磨和审判你了。这班善人，也许你真的说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尽管除了他的道德以外，你也说不出他有什么像样的优点。
世界上特立独行的人为什么这么少？原因有二。一是懒惰，因为一个人要对自己负责，真正实现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自己，是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的，许多人怕吃苦，怕麻烦，就宁愿放松自己，做一个平庸的人。二是怯懦，因为在一个大家都平庸的环境里，少数人若仍要追求优秀和独特，就会遭到讥笑、嫉妒甚至迫害，于是为了自保而退缩，违心地随大流。
判断爱国主义境界高低的标准：有没有普世价值作为其内涵和基础。
专制国家把病人当罪人，民主国家把罪人当病人。后者的高明之处是不以法官自居，但它毕竟是以医生自居，并且常常忘掉一个常识：医生也会生病的。
有钱的穷人不是富人。有权的庸人不是伟人。有学识的笨人不是聪明人。有声誉的坏人不是好人。
相反，一个真实的人，一种独特的个性，必有突出的优点和缺点，袒露在人们面前，并不加道德的伪饰，而这也正是他的道德。
“子曰他妈的！”
据我揣摩，人们的心理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竟然有人做了，于是嫉妒之情便化装成正义的愤怒猛烈喷发了，当然啦，决不能让那个得了便宜的人有好下场；另一方面，倘若自己也做了类似的事，那么，坚决向法庭认同，与罪人划清界线，就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仿佛谴责的调门越高，自己就越是安全。
怨恨者的爱是有毒的，吞食这爱的人必呕吐。
功利的“比赛精神”表现在国际舞台上，就是一种浅薄的民族虚荣心，特别在乎表面或次要事情上的名次，诸如体育之类。这是一种低级的“比赛精神”。什么时候我们正视中国在教育、科学、医疗、环保、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落后状况，在这些事情上耻于当最后几名，争取当前几名，我们就有高级的“比赛精神”了。
当我在一个善人身上发现一个伪善，我决不肯因为他的一千件善行而原谅他的这一个伪善。
因此，凡道德法庭盛行之处，人与人之间必定充满残酷的斗争，人性必定扭曲，爱必定遭到扼杀。
当我享受时，我最受不了身边坐着一个苦行僧，因为他使我觉得我的享受有罪，使享受变成了受苦。
阴暗的角落里没有罪恶，只有疾病。罪恶也有它的骄傲。
我最憎恶的品质，第一是虚伪，第二是庸俗。虚伪是一种冒充高尚的庸俗，因而是自觉的庸俗，我简直要说它是有纲领、成体系的庸俗。单纯的庸俗是消极的，虚伪却是积极的，它富有侵略性。庸俗是小卒，唯有推举虚伪为元帅，才能组成一支剿杀优秀灵魂的正规军队。诚然，也不该低估小卒们的游击战的杀伤力。
当我们被人诬蔑，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时，我们愤怒了。当我们被人击中要害，指出确实有的污点时，我们更加愤怒了。
人生中的有些错误也许是不应当去纠正的，一纠正便犯了新的、也许更严重的错误。
中国人的“比赛精神”集中在有形的名和利上了，而在无形的领域，对于个人内在的优秀，个人能力的生长和心灵的快乐，则非常缺乏“比赛精神”。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我心目中的“中国”概念：一个我们祖祖辈辈繁衍和生长的地方，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我的身体里总是流着中国人的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子孙孙的身体里永远流着中国人的血。总之，是民族的概念，血缘的概念，制度会变，意识形态会变，这个东西不会变。
两种完全不同的爱国主义：诗意的，自然的，低调的，其实质是对土地和人民的感情；意识形态的，做作的，高调的，其实质是受权力操纵的表演。
在任何专制体制下，都必然盛行严酷的道德法庭，其职责便是以道德的名义把人性当作罪恶来审判。事实上，用这样的尺度衡量，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至少都是潜在的罪人。可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道德审判反而更能够激起疯狂的热情。
蒙田说：“对别人的善良的信任，足以证明自己的善良。”的确，恶人是不相信有善良这回事的。在他看来，别人不作恶只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有力量仍然不作恶的人都是傻瓜。相反，善良的人往往容易相信别人的善良，并因此低估了恶人存在并且作恶的可能性。
常常有人举着爱国的尺子评判人，但这把尺子自身也需要受到评判。首先，爱国只是尺子之一，而且是一把较小的尺子。还有比它大的尺子，例如真理、文明、人道。其次，大的尺子管小的尺子，大道理管小道理，惟有从人类真理和世界文明的全局出发，知道本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方可论爱国。因此，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批评者。那些手中只有爱国这一把尺子的人，所爱的基本上是某种狭隘的既得利益，这把尺子是专用来打一切可能威胁其私利的人的。
医生把罪犯看作病人，道德家把病人看作罪犯。在医生眼里，人人都有病。在道德家眼里，人人都有罪。医生治国，罪犯猖獗。道德家治国，病人遭殃。
恶德也需要实践。初次做坏事会感到内心不安，做多了，便习惯成自然了，而且不觉其坏。
我们的心灵上都罩着各式滤色镜，只允许某些种类的光线透出，遮住了另一些种类的光线。于是，连自己也无法看清自己内心的复杂的丰富的色彩。一切都合理化了，也贫乏化了。然后，滤色镜又对经过它过滤的即被它批准的心灵品质下判断，用道德上的自豪感来平息我们的不安。
除了平庸，一切都可以忍受。然而，我受不了的只是自己的平庸。至于别人的平庸，只要不冒充为高明，我是乐于原谅的。
在幸福时，人也会有良心的斗争，但那良心是在脑子里，斗来斗去只是头痛。只有在苦难中，回首往事，良心发现，这时的良心才在心灵中，人才真正感到心痛。
把自己喜欢或需要的东西送人，并且只是出自爱、同情、感恩，绝无图报之心，才是真心诚意的馈赠，也才配叫做馈赠。对于施舍和供奉，这个标准同样适用。在这里，行为和动机都是重要的。在行为上把自己不喜欢或不需要的东西送人，在动机上行善图报或沽名钓誉，就无权称作施舍和供奉，只能称作交易。
猥琐假冒神圣乃是最无耻的亵渎神圣。夜里我不断梦见一个句子——
由此可见，是多数人的懒惰导致了少数人的怯懦。相反，如果人人都对自己负责，以优秀为荣，因而也就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秀，这样的环境是最适合于特立独行的人生长的。
爱国要有平常心。过去我们在大国心态和弱国心态的双重支配下，自大又自卑，排外又媚外，出尽了洋相，也吃够了苦头。今天仍有相当多的青年，一面高喊过激的爱国口号，一面费尽力气要出国定居，这应该怪不当的引导。做人要自爱自尊，作为民族也如此，而自大和自卑都是自尊的反面。两极相通，狭隘民族主义是很容易变成民族虚无主义的。正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也更有条件用全球的、人类的眼光来看中国，更好地辨别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建设一个更伟大的中国。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怯懦是懒惰的副产品。首先有多数人的懒惰而不求个人的独特，这多数的力量形成了一条防止个人求优异的警戒线，然后才有了人言可畏的怯懦心灵。
同样的缺陷，发生在一些人身上，我们把它看作疾病，发生在另一些人身上，我们把它看作罪恶。我们有时用医生的眼光看人，有时用道德家的眼光看人。
一个行为有两个动机，一个光明，浮在表面；一个晦暗，沉在底里。当它们各居其位时，灵魂风平浪静。有谁想把它们翻一个个儿，灵魂就会涌起惊涛骇浪。
当我在一个恶人身上发现一个美德，我就原谅了他的一千件恶行。
群体性的懒惰是阻碍个性发展的最大阻力。在社会中，每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意味着竞争，于是，为了自己能偷懒，就嫉恨他人的优秀，宁愿人人都保持在平庸的水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