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散文家是旅人，他只是如实记下自己的人生境遇和感触。这境遇也许很平凡，这感触也许很普通，然而是他自己的，他舍不得丢失。他写时没有想到读者，更没有想到流传千古。他知道自己是易朽的，自己的文字也是易朽的，不过他不在乎。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的文化，用不着他再来添加点什么。另一方面呢，他相信人生最本质的东西终归是单纯的，因而不会永远消失。他今天所拣到的贝壳，在他之前一定有许多人拣到过，在他之后一定还会有许多人拣到。想到这一点，他感到很放心。
在旅游地区，常有小摊贩出售干篇一律的劣质工艺品。在游记文学中亦然。
散文的心境是一种孤寂、宁静、闲适的心境，有足够的光阴去回忆和遐想。好的散文总是散发出懒洋洋的气息。在我看来，独卧冬日向阳的山坡，或与好友炉边夜话，都是最适宜于散文诞生的情境。现代人却活得过于匆忙了，所以，现代缺乏好的散文。
写作作为—种生存方式，可以是闲适的逍遥，也可以是紧张的寻求。前者写自己已有而合意的东西，后者写自己没有而渴望的东西。按照席勒的说法，前者为素朴诗人，属于古代，后者为感伤诗人，属于近代。然而，就个人而言，毋宁说前者属于中年以后，后者属于青年期。人类由素朴走向感伤，个人却由感伤回归素朴。东方是世界的古代，同时又是老成的民族，多素朴诗人。西方是世界的近代，同时又是青春的民族，多感伤诗人。
不论小说的写法怎样千变万化，不可少了两个要素，一是叙事，二是虚构。一部作品倘若具备这两个要素，便可以被承认为小说，否则便不能。现代小说的革命并未把叙事和虚构推翻掉，却改变了它们的关系和方式。
散文的自由不但在文体，更在写作时的心态。一个人写小说或诗歌，必感到自己是在从事着文学的事业，写论文，必感到自己是在从事着学术的事业。他诚然可以是一个热爱自己事业的人，但事业心终归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写散文却不然，无论在自身的性质上，还是在社会的事实上，写散文都不成其为一种事业。在一切文体中，散文最缺乏明确的界限，最不具独立的形态。因此，在社会分工中，写散文也最难成为一种职业。世上多职业的小说家、诗人、学者，却很少职业的散文家，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世上没有青春文学，只有文学。文学有自己的传统和尺度，二者皆由仍然活在传统中的大师构成。对于今天从事写作的人，人们通过其作品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他是受过大师的熏陶，还是对传统全然无知无畏。如果你真喜欢文学，而不只是赶一赶时髦，我建议你记住海明威的话。海明威说他只和死去的作家比，因为“活着的作家多数并不存在，他们的名声是批评家制造出来的”。今日的批评家制造出了青春文学，而我相信，真正能成大器的必是那些跳出了这个范畴的人，他们不以别的青春写手为对手，而是以心目中的大师为对手，不计成败地走在自己的写作之路上。
人年轻时很难平淡，譬如正走在上山的路上，多的是野心和幻想。直到攀上绝顶，领略过了天地的苍茫和人生的限度，才会生出一种散淡的心境，不想再匆匆赶往某个目标，也不必再担心错过什么，下山就从容多了。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人并不创作。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写作如同琴棋诗画一样是—种嗜好和消遣。或者，如他们自己谦称的那样是“笔耕”，——“笔耕”是一个确切的词，令人想起精神的老圃日复—日地在一块小小的自家的园地上辛勤耕耘，做着重复的劳动，以此自娱。所以，中国的文人诚然能出产一些风味小品，但缺少大作品。
我把散文划分为艺术品和工艺品两类。
逻辑解构和道德中立——这是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分界线，也是现代小说与现代哲学的会合点。
哲学与文学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形式，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哲学之进入文学作品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问题仅在进入的方式。一般来说，哲学应该以文学的方式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它在作品中最好隐而不露，无迹可寻，却又似乎无处不在。作品的血肉之躯整个儿是文学的，而哲学是它的心灵。哲学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深度，而不是一种观点。卡夫卡的作品肯定是有哲学的深度的，但我们在其中找不到哪怕一个明确的哲学观点。哲学与文学的最差的结合是，给文学作品贴上哲学的标签，或者给哲学学说戴上文学的面具。说到底，哲学与文学的区分也不是那么重要，一切伟大的作品必定是一个精神性的整体。
从诗到散文再到论文是进化，但谁知道是否同时也是一种退化呢？
散文最讲究味。一个人写散文，是因为他品尝到了某种人生滋味，想把它说出来。散文无论叙事、抒情、议论，或记游、写景、咏物，目的都是说出这个味来。说不出一个味，就不配叫散文。譬如说，游记写得无味，就只好算旅游指南。再也没有比无味的散文和有学问的诗更让我厌烦的了。
青春拥有许多权利，文学梦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不得不说，青春与文学是两回事。文学对年龄中立，它不问是青春还是金秋，只问是不是文学。在文学的国度里，青春、美女、海归、行走都没有特权，而人们常常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
大体而论，在传统小说中，“事”处于中心地位，写小说就是编（即“虚构”）故事，小说家的本领就体现在编出精彩的故事。所谓精彩，无非是离奇、引人入胜、令人心碎或感动之类的戏剧性效果，虚构便以追求此种效果为最高目的。至于“叙”不过是修辞和布局的技巧罢了，叙事艺术相当于诱骗艺术，巧妙的叙即成功的骗，能把虚构的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使读者信以为真。在此意义上，可以把传统小说定义为逼真地叙虚构之事。
我知道自己属于前者。我在文学上没有野心，写作于我不过是一种记录思想和感受的个人活动。就此而论，现有的语言已经足够，问题只在如何更加娴熟自如地运用它。但我对后者怀着钦佩之心，因为在我看来，唯有这种语言革新事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所以，好的散文大抵出在中年之后，无非是散淡人写的散淡文。
我所理解的文学，就是把真实感受到的东西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很简单，是吗？然而，这并不容易。难就难在感受原是非语言、前语言的东西，却要把它转换成语言。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没有进行这种转换，而只是在使用一些现成的语言，所以并不是在表达自己真实感受到的东西。在这里，我姑且假定他们是拥有这种东西的。
小说家诚然可以面对任何题材，甚至包括自己和他人的隐私这样的题材，功夫的高下见之于对题材的处理，由此而显出他是一个露淫癖或窥淫癖，还是一个存在的研究者。
散文贵在以本色示人，最忌涂脂抹粉。真实的前提则是要有真东西——有真情实感才有抒情的真实，有真才实学才有议论的真实。那些被淘汰的诗人跑到散文中来矫揉造作，那些不入流的学者跑到散文中来装腔作势，都是误会了散文的性质。
创作是一种试验，一种冒险，是对新的未知的表达方式的探索。真正的创作犹如投入一场前途未卜的热恋兼战争，所恋所战的对象均是形式，生命力在其上孤注一掷，在这场形式之恋形式之战中经受生死存亡的考验。
小说家是存在的研究者，这意味着他与一切现实、他处理的一切题材都保持着一种距离，这个距离是他作为研究者所必需的。无论何种现实，在他那里都成为研究存在以及表达他对存在之认识的素材。也就是说，他不立足于任何一种现实，而是立足于小说，站在小说的立场上研究它们。
散文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文体，你用不着特意去写，只要你不是写诗和小说，不是写论文，写出来的就是散文。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来定义散文，说它什么都是，因而什么也不是，或者说它是一种人人都能写的东西，因而没有人是专门写散文的。
在现代小说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事”，而是“叙”。好的小说家仍然可以是编故事的高手，但也可以不是，比编故事的本领重要得多的是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它展示了认识存在的一种新的眼光。在此眼光下，实有之事与虚构之事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实有之事也成了虚构，只是存在显现的一种可能性，从而意味着无限多的别种可能性。因此，在现代小说中，虚构主要不是编精彩的故事，而是对实有之事的解构，由此而进窥其后隐藏着的广阔的可能性领域和存在之秘密。在此意义上，可以把现代小说定义为对实有之事的虚构式叙述。
平淡不但是一种文字的境界，更是一种胸怀，一种人生的境界。
流行的小散文模式：小故事+小情调+小哲理。给人一点儿廉价的小感动，一点儿模糊的小感悟。
人类有两种最根深蒂固的习惯，一是逻辑，二是道德。从逻辑出发，我们习惯于在事物中寻找因果联系，而对在因果性之外的广阔现实视而不见。从道德出发，我们习惯于对人和事做善恶的判断，而对在善恶的彼岸的真实生活懵然无知。这两种习惯都妨碍着我们研究存在，使我们把生活简单化，停留在生活的表面。
有两种写作。一种是经典性的，大体使用规范化的语言，但并不排除在此范围内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它永远是文学的主流。另一种是试验性的，尤其是在语言上进行试验，故意打破现有的语言规范，力图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它永远是支流，但其成功者则不断被吸收到主流中去，影响着主流的流向。
当然，这不等于说人人都能写好的散文。如同在别的领域一样，自由比法则更是一种考验，享用自由比遵守法则更需要真本事。一块空地，没有布景和道具，没有规定动作，让你即兴表演，你的水平一目了然。
对小说家的两大考验：摆脱逻辑推理的习惯，摆脱道德判断的习惯。
这种东西是害人的，它们使读者对生活的感觉和理解趋于肤浅，丧失了领悟生活的真相和实质的能力。
有一年我到云南大理，坐在洱海的岸上，看白云在蓝天缓缓移动，白帆在蓝湖缓缓移动，心中异常宁静。这景色和这感觉千古如斯，毫不独特，却很好。那时就想，刻意求独特，其实也是一种文人的做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