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一是信仰，二是法治。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精神文化转型和社会秩序转型的配套，经济转型决不可能孤立地成功。然而，要真正解决信仰和法治的问题，实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必由精神素质优良的个体组成。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必由具备公民觉悟的成员建立和维护。因此，归根到底，中国的前途将取决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闲暇时间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工作时间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确实将越来越取决于他如何消度闲暇，而教育的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过去，教育的目标是为职业作准备。现在，教育应该为人们能够有意义地利用闲暇时间作准备。也就是说，应该使人们有能力在闲暇时间过一种有头脑的生活，而不是无所用心的生活。用这个标准衡量，我们发现上述所谓的体面人士原来是受教育程度太低的产物。
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社会。随着工作时间的缩短和闲暇的增加，现代人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娱乐。所谓娱乐，又无非是一种用钱买来、由时髦产品提供、由广告逼迫人们享用的东西。如果不包含这些因素，人们便会觉得自己不是在娱乐。在娱乐中，人们但求无所用心，彻底放松。花费昂贵和无所用心成了衡量娱乐之品级的尺度，进而又成了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如果一个人把许多时间耗在豪华的俱乐部或度假村里，他就会被承认是一个体面人士。
我们历来缺少形而上意义上的信仰，只有社会伦理和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信仰，不是寻求人生与某种永恒神圣本体的沟通，而是把人生与一定的社会理想联系起来。社会层次上的信仰不但不涉及、而且还限制了对人生终极根据的探究，掩盖了形而上层次上的信仰的欠缺。因此，社会信仰一旦失去统摄力，形而上信仰的欠缺就暴露出来了。
书信、日记、交谈——这些亲切的表达方式是更适合于灵魂需要的，现在也已成为稀有之物，而被公关之类的功利行动或上网之类的虚拟社交取代了。应该承认，现代人是孤独的。但是，由于灵魂的缺席，这种孤独就成了单纯的惩罚。
对于过去许多世代的人来说，不但人在屋宇之中，而且屋宇也在人之中，它们是历史和记忆，血缘和信念。可是现在，人却迷失在了高楼的迷宫之中，不管我们为装修付出了多少金钱和力气，屋宇仍然是外在于我们的，我们仍然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
我们刚刚告别生活一切领域缩减为政治的时代，一个新的缩减旋涡又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们。在这个旋涡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精神冒险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要之，一切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当下的官能享受。当我看到孩子们不再玩沙和泥土，而是玩电子游戏机，不再知道白雪公主，而是津津乐道卡通片里的机器人的时候，我心中明白一个真正可怕的过程正在地球上悄悄进行。
今天我们最缺的不是伟大的理论，而是普通的常识，不是高超的信仰，而是基本的良知。所以，在我看来，最紧要的事情不是制造理论和奢谈信仰，而是恢复常识和良知。
在一颗优美的心灵看来，整个现代商业化社会就像一个闹哄哄的大市场。人们匆忙地活动着，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为了赚钱和增殖财富。无头脑的匆忙，使人永是处在疲劳之中，独处时不复有静谧的沉思，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温馨的交往。他望着这些忙碌奔走却又麻木不仁的现代人，只觉得他们野蛮。
意识形态弱化，价值多元，无统一信仰，这是现代的一个事实。我对这个事实持积极的评价，欢迎信仰上的去中心化、个体化。信仰本来就应该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求统一必然导致压迫和盲从。想用某一种学说例如儒学统一人们的思想，重建大一统的信仰，不但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应该的。
对于一切有灵魂生活的人来说，精神的独立价值和神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证明的公理。
理想，信仰，真理，爱，善，这些精神价值永远不会以一种看得见的形态存在，它们实现的场所只能是人的内心世界。正是在这无形之域，有的人生活在光明之中，有的人生活在黑暗之中。
一个人倘若能够坚持常识和良知，只说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不跟着别人胡说八道，也不口是心非，他就可以算是半个智者了。另外半个，则要看他有没有天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