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在布拉格的巴尔托洛梅街上有一套单间公寓。这是一条小街，但很有名。所有的楼房，除了其中的两座（包括我住的这座），都属于警察局。当我从我在五层的大窗户往外面看的时候，我看到上面、在楼顶的上方，是赫拉德钦塔楼，而下面是警察局的院子。上面，展现的是波希米亚国王们辉煌的历史；下面，发生的是著名囚犯的故事。他们都在那里坐过牢，有卡兰德拉和霍拉科娃，斯兰斯基和克莱门蒂斯，还有我的朋友沙巴塔和许布尔。
这不难理解，R不是胆怯，她只是年轻，不谙世事。她刚遭受到第一下打击，不可理喻的、意想不到的打击，这将让她终生难忘。我明白，我是被选来当作黑手的，通过我来达到警告并惩罚人们的目的，我开始对自己感到害怕了。
她签了那份笔录，两天后主编找她谈话，告诉她她被解雇了，立即生效。当天她就去了一家电台，那家电台里的朋友一直建议她来他们那儿工作。他们高兴地接待了她，可是第二天来填表的时候，很喜欢她的人事主管神情黯然地说：“孩子，瞧瞧你做的傻事！你毁了自己的一生。我绝对一点儿也帮不上忙。”
她跟他们说了实情。报社编辑部想开一个星相专栏但不知道该找谁写。R认识我，请我来帮助她。她肯定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他们同意她的说法。不，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她违背的是内部条例，条例规定禁止与那些曾背信于党、背信于国家的人进行合作。她提醒他们说，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问题：昆德拉先生的名字一直是隐匿的，使用笔名也没有冒犯任何人。至于昆德拉先生领取的报酬，甚至都不值得一提。他们又对她说不错，是没有发生什么严重问题，确实，他们只是要做一个关于事情经过的笔录，她签字就可以了，她没什么可担心的。
卡兰德拉在被处决十八年后，得到了平反昭雪，可是几个月以后，俄国的坦克就开进波希米亚，马上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控背叛了人民和人民的希望。一些人被投入监狱，大多数人被剥夺工作。又过了两年（也就是艾吕雅在圣瓦茨拉夫广场飞翔二十年以后），作为这些新受指控的人里面的一个，我在一个面向捷克青年的画报上主持一个星相专栏，达十二个月之久。我的最后一篇关于人马座的星相文章发表一年以后（那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事情），我接待了一个我不认识的青年男子的来访。他什么也不说，给了我一个信封。我撕开它，读里面的信，可是费了半天劲我才明白那是R的一封信。笔迹辨识不清，写这封信的时候，她可能正心烦意乱。她尽力说得拐弯抹角，好让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看不懂，可这么一来我本人也只看懂了一半。我弄清楚的惟一一件事，是说事过一年以后我的作者身份被发现了。
小伙子（一切都表明，他是R的未婚夫）极其谨慎地看了看自己的周围。他显然认为，警察安了窃听器监视我的房子。我们悄悄地用头部示意，之后走了出去。我们先是一言不发地走路，一直到走到喧嚷的民族大街，他才对我说R想见我一面，我不认识的他的一个朋友把他在郊区的公寓房借给我们秘密约会。
“不用害怕。一个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年的家伙，永远也不敢承认他搞过星相算命。”
她笑了，这笑声尽管持续了不到半秒钟，却宛若灵魂拯救的轻声承诺，回响在我耳边。当我就双鱼座、金牛座和白羊座写那些愚蠢的短文时，我想听到的就是这一笑声，我想象的报偿也就是这一笑声。可是在此之前，它从哪个方向都没有响起过，因为天使们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在所有的指挥部，都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他们征服了左派和右派，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俄国的将军和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用他们冰冷的目光从四面八方看着我们，这一目光把我们诙谐地愚弄人的外衣剥掉，揭露出我们是一些可怜的骗子，为社会主义青年的刊物做事却既不相信青年也不相信社会主义；为主编大人占星算命，却既不在乎主编也不在乎星相学；故弄玄虚地摆弄着一些可笑的玩意儿，而与此同时，我们周围的所有人（左派和右派、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军和持不同政见者）都在为人类的未来而战斗。我们感觉得到他们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的份量，它足以把我们变成随便用鞋跟踩死的虫子。
第二天，我坐了很长一段有轨电车，一直来到布拉格城边。那是十二月份，我的手冻僵了。早晨这个时间，宿舍楼里空无一人。根据小伙子给我做的描述，我找到了那座楼房，我坐电梯上了四层，看看门上的主人姓名卡，按了门铃。房间寂静无声。我又按了一次，但没有人开门。我又回到街上。我在寒冷的街上又溜达了半个小时，心想R可能迟到了，她要是从电车站出来一路从人行道走过来时，我就会碰见她。可是，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又坐电梯上了楼。我又按门铃。几秒钟以后，我听见房间里响起抽水马桶的声音。这时候，我觉得就好像有人在我身体里放置了一个能映照出恐慌不安的玻璃体。我从自己的体内能感受到不能为我开门的年轻姑娘的恐惧，她五脏六腑都充满着恐慌。
我控制住自己的不安。我试图为R设想出一个最合理的计划，以应付第二天警察的审问。谈话期间，她几次站起身去厕所。她每次回来都伴着抽水马桶声和恐慌不安的表情。这个勇敢的姑娘为她的恐惧感到羞愧。这个有品位的女人为她的内部器官在一个陌生男人眼前失控感到羞愧。
她嗓音发紧地问我：“您认为，他们会知道您算命拿了一千克朗的事儿吗？”
她开了门，脸色苍白，但还是微笑着，尽可能像往常一样可爱。她开了几句笨拙的玩笑，说我们终于在一个无人的房间里两个人单独相处了。我们坐下来，她跟我说最近被叫到警察局去了。他们盘问了她一整天。头两个小时，他们问了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她当时觉得自己把握着局势，和他们开着玩笑，不客气地问他们是不是就因为这些愚蠢的问题而不让她去吃午饭。正在这时，他们问她：亲爱的R小姐，是谁在你们的画报上为您写了那些星相文章？她脸红了，试图跟他们谈某个她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物理学家。他们问：您认识昆德拉先生吗？她说她认识我。有什么不妥吗？他们回答说：没什么不妥，可是您知道昆德拉先生对星相学感兴趣吗？这事儿我不知道，她说。这事儿您不知道？他们笑着对她说。布拉格满城皆知，而这事儿您不知道？她又说了一会儿原子专家的事儿，其中的一个警察就开始对她大叫起来：别胡扯了！
她首先犹豫是否要跟我说，因为她向警察保证不把受审问的情况告诉任何人。但是，她又接到警方的传讯通知（第二天她要去警察局），她决定还是和我秘密见上一面，以便统一口径，一旦我也被传讯时，两个人的说法不致互相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