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现在是高高地站在自己的屋顶阳台上看着他们，不过实在是太远了。幸好我的眼中有一滴泪，它就像望远镜一样，让他们的脸离我更近。现在，我清晰地辨识出稳稳地坐在众人中间的大诗人。他肯定有七十多岁了，但是面孔依旧俊朗，眼睛依旧神采奕奕，充满智慧。他那一对拐杖靠在他身旁的桌子上。
那位眼睛乌黑且带有梦幻色彩的，我要叫他彼特拉克。
我在遥遥两千公里以外的地方看着他们。现在是一九七七年的秋天，我的国家九年以来在俄罗斯帝国温柔且有力的怀抱下沉睡，伏尔泰已经被赶出大学，我的书被所有的公共图书馆下架，收到一起，密封在国家的某个地下室里。回想当时，我又等了几年，然后登上了一辆汽车，尽可能远地向西开去，一直来到雷恩这座布列塔尼城市，当天就在最高的一座塔楼的最高一层找到一套房子。第二天早晨，太阳把我照醒的时候，我看明白了，那些大窗户是朝东开的，朝布拉格的方向。
伏尔泰从靠墙的地方拿来两把椅子，把它们推到堆满酒瓶子的桌子前，向诗人们介绍了大学生。诗人们礼貌地点头示意，只有彼特拉克没有注意到他，因为他正和薄伽丘争得不可开交。他以下面的话结束了他们的争辩：“女人总是比我们高明。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讲它几个星期。”
我看到的他们，身后的背景是灯火辉煌的布拉格，时间是十五年以前，他们的书还没有被禁闭在国家的某个地下室里，他们正围坐在一张满是酒瓶子的大桌子前，快乐、喧闹地交谈。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都非常喜爱，我犹豫着是否拿起电话簿来随便给他们起上个平常的名字。如果要用借来的名字来掩盖他们的真实面孔的话，我更愿我给他们起的名字像是一件礼物、一个点缀和一份敬意。
坐在他对面的，就是莱蒙托夫。
既然学生们能给助教起个伏尔泰的绰号，我为什么不能把人人爱戴的大诗人称为歌德呢？
此外，还有魏尔伦、叶赛宁和其他一些人，这就不必多说了。但是，也有一个人肯定是阴错阳差出现在那里的。远看起来（从两千公里之外遥望），诗歌女神并没有赐过他一吻，而他也不喜欢诗。他叫薄伽丘。
他在文人俱乐部门前等伏尔泰，和他一起上了二楼。他们去了衣帽间，然后到了门厅，这时已经传来快乐的喧闹。伏尔泰打开了客厅的门，大学生看到围绕在一张大桌子周围的，是他的国家的全部的诗。
歌德鼓励他说：“几个星期太多了。至多讲十分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