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历史终有完结，而吉他的痴傻却是永恒的。今天，音乐回到了它的原始状态。现在它所处的是最后一次追问、最后一次思考之后的状态，是历史终结之后的状态。
就稍稍反思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吧：胡萨克连眼睛都没眨就放走了医生、学者、天文学家、运动员、导演、摄影师、工人、工程师、建筑师、历史学家、记者、作家、画家，任他们移居国外，但是他不能接受卡莱尔·克劳斯离开这个国家，因为卡莱尔·克劳斯代表着没有记忆的音乐，在这一音乐中永远地埋葬了贝多芬和埃林顿的尸骨，帕莱斯特里纳和勋伯格的骨灰。
算了吧！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音乐，比它辉煌的时代要多出数十倍、数百倍的音乐。它从挂在房屋墙上的扩音器里传出，从安在住房和饭店里的可怕的音响装置里传出，也从人们上街拿在手里的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
他这么说是想表达什么呢？他要侮辱他终生热爱的音乐吗？不，我认为他想对我说的是，存在着一种音乐的原始状态，一种早于它的历史的状态，早于它的第一次追问、第一次思考、第一次有动机有主题的组合的状态。音乐的这一初始状态（即没有思想的音乐），反映着与人类共生的愚蠢。为了将音乐从这原始的愚蠢中提升起来，人们在精神和心灵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画出了跨越几个世纪欧洲历史的一道壮丽的曲线，它在运行到最高点的时候熄落下来，宛如一道焰火。
遗忘的总统和音乐的痴傻儿恰好结成一对。他们为同一部作品工作着。“我们会帮助您，您会帮助我们。”他们彼此不能分离。
在爸爸去世前的一年左右，我和他围绕着一个建筑群做例行散步，歌曲从四面八方传来。人们越是悲伤，扬声器就越是为他们演奏。它们请被占领国家忘记掉苦难的历史，投入到生活的欢乐之中。爸爸停下来，他抬头看着那传来噪音的设备，我觉得他有要紧的话想对我说。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用来集中注意力，用来表达他的思想，然后他缓缓地、吃力地说：“音乐的愚蠢。”
勋伯格死了，埃林顿死了，但吉他却永在。一成不变的和声，庸俗平常的曲调，以及既刺耳又单独的节奏，这就是音乐所留下来的，这就是音乐的永恒。凭这些简单的音符组合，世界便可以博爱，因为是存在本身在这些音符的组合中兴高采烈地呼喊我在这儿。没有比与存在的简单融合更喧闹、更一致的融合了。伴着这些音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拉起手来，捷克人和俄国人亲如一家。一个个身体随着音符的节奏在跳动，为意识到自己存在而陶醉。正因为如此，贝多芬的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经历过在吉他上千篇一律的反复敲打所煽起的巨大的集体狂热。
如果音乐的历史真的结束了，那么音乐还剩下什么呢？静音吗？
一九七二年，当捷克流行音乐歌手卡莱尔·克劳斯去国外以后，胡萨克害怕了。他马上（一九七二年八月）就往法兰克福给他写了一封私信，下面我完整引用其中的一段：“亲爱的卡莱尔，我们不怨您。回来吧，我求您，我们会满足您的所有愿望。我们会帮助您，您会帮助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