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米娜意识到，只要有一个陌生的目光就会毁灭掉她私人记事本的所有价值，而歌德则确信，只要有一个人的目光不在他的作品上停留，那就是对他歌德的存在的质疑。塔米娜与歌德的不同，是人与作家的不同。
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无法忍受自己迟早会消亡，消亡到一个冷漠的世界里，默默无闻，无声无臭。因此，只要还来得及，他就要把自己变成由语词组成的他自己的世界。
巴纳卡的这段故事，就是边哭边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说自己不存在的故事，让我想起歌德的《西东合集》里的一句诗：“倘有别的人存在，我们自己还存在着吗？”在歌德的问题里，隐藏着作家之存在的所有秘密：人，只要是写书，就变成一个世界（我们不是说巴尔扎克的世界、契诃夫的世界、卡夫卡的世界吗？），而一个世界的本质所在，便是它的独一无二性。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威胁着这一个世界的存在本质。
如果有一天（这一天为时不远了）所有人一觉醒来都成了作家的话，那么普遍失聪、普遍不理解的时代就降临了。
巴纳卡泪眼涟涟地望着她，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说：“我不在，你明白吗！我不在！我不存在！”
然后，他去了洗手间，从洗手间直接走到街上，没有付账。
写书的人是一切（对自己、对所有其他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或者什么都不是。可是，因为永远也不可能假定一个人是一切，那我们所有写书的人，我们就什么都不是。我们默默无闻，浑身酸气，喜怒无常，又巴不得别人死掉。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平等的：巴纳卡、皮皮、我和歌德。
写作癖在政客、出租车司机、产妇、情妇、杀人犯、小偷、妓女、警察局长、医生以及病人中的不可避免的泛滥，在我看来，无非表明着每个人毫无例外都具有作家的潜质，乃至整个人类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到大街上，大声叫喊：我们都是作家！
塔米娜把这事儿跟雨果讲了。雨果没有解释，手指着报纸的一页给她看，上面是书评和新书动态，涉及到巴纳卡的作品，有四行讽刺挖苦的文字。
“出了什么事，巴纳卡先生？”她问。
几天以后，巴纳卡在咖啡店出现了。他已喝得酩酊大醉，坐在高脚圆凳上，两次掉下来又爬起。他要了苹果烧酒，把头伏在柜台上。塔米娜注意到他在流泪。
两个鞋匠，只要不是把彼此的铺面都开在一条街道上，完全可以和睦相处，但是，当两个人都开始写一本关于鞋匠的境遇的书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互相妨碍起来，并提出这一问题：“倘有别的鞋匠存在，自己这个鞋匠还存在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