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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九死一生的坚持 作者:李洪文 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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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莫贝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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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叫头阵胜,阵阵胜,华为开发局用交换机,自然不允许失败。华为公司不仅投入了巨额的开发资金,还动用了最精锐的开发力量。可是漫长的研发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超级“烧钱”的研发让华为账上的钱又用光了。

智者的全部错误合起来,也会堆成大山的。

任正非为了保证JK1000研发成功,华为的资金都已经投到了研发部门,工人们已经好几个月不开支了。这时,华为公司的账户上进来了一笔款子,面对士气低落的形势,公司的主要领导一起研究,这笔款子究竟是继续投到研发部门还是给工人开支。

当时华为资金紧张,任正非把拖欠员工的另一半工资和奖金转换成华为的股份,用以稳定军心,这就是华为“人人股份制”的由来。

举个例子,过去我们常见的大哥大,用的就是模拟电子技术,因为信号不稳定,接听音质不好,还容易掉线。现在的手机应用的则是数字信号,音质清晰,信号稳定。再比如,我们以前家庭用的有线电视,就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不稳定,受杂波影响比较大,易偏色,图像闪动,有雪花闪动等。数字电视用的就是数字信号,从技术上,已完全克服了上述三个问题,而且画面清晰,音质优美。

研发是什么?研发就是一个无底洞,不仅购买昂贵的实验设备需要钱,研制人员画完电路图后,还得立刻到香港去制作价格不菲的电路板。虽然看不到成果,但全体研发人员的工资还得开,毕竟大家都得生活下去……钱,华为缺钱。90年代,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向华为这样的民企,根本就不可能从银行申请到贷款。

今天看来,任正非当初犯的错误,实则是一个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错误。当时数字交换机的技术已经成熟,模拟交换技术即将处于过时的边缘。华为公司根据当时本身的技术能力,决定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不管开发成功与否,JK1000注定是一款很快会被淘汰的产品。

孙亚芳也在部队工作过,她转业从政后,在北京一家机关工作,现在的职务是一个处级干部。当年任正非到北京办理证件,巧遇了孙亚芳。那个时候,任正非虽然衣兜里的钱包瘪瘪的,翻不出几张纸币,但任正非身上透出来的那种军人所独有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质,却深深地吸引了孙亚芳,孙亚芳从任正非的身上早已清楚地看到了华为辉煌的前景。

当时华为公司的旁边有一家亿利达集团公司,徐文伟就是被任正非从那家公司挖过来的人才。徐文伟在硬件方面绝对是有一套。而王文胜是刚刚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在软件开发上很有天赋,再加上技术中坚郑宝用,这个铁三角确实是研制JK1000的最佳组合。

孙亚芳举止优雅,说话“和风细雨”,口才和风度俱佳。她加入华为公司之后,不久就让华为公司的须眉男子们刮目相看了。

1999年的时候,这种合资公司终于完成了使命。莫贝克公司的存在,为华为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当然公司解体时,华为不管是从资金还是市场上,都已经变得非常充裕和成熟,再也不需要这种官商一体的经营模式了。

郑宝用领着研发人员,历经一年辛苦的研究,JK1000在1993年年初终于研发成功,并在5月份获得邮电部的入网证书。新产品上市,华为将面临着一场无法取胜的战役,摆在任正非面前的这道坎,他该如何迈过去?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不想当行业领军人物的商人,绝对不是一个好商人。想成为行业领头羊,必须要有魄力,有智慧。华为公司再接再厉,又和原铁通公司成了北方华为、沈阳华为、河北华为和山东华为等一共27个合资公司,华为的触角已经伸遍了全国。

老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钱,华为研究局用交换机的计划一定会搁浅、触礁,最后导致整个华为公司跟着沉没。

任正非有两只手,如果左手主抓着厂里研发、生产和销售,而右手干的就是在社会上找钱。只有找到钱,华为公司的资金链才不会断裂,华为人才能活下去。

达芬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应当耐心听取他人的意见,认真考虑指责你的人是否有理。如果他有理,你就修正自己的错误。”

孙亚芳为了解决华为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她向任正非建议,可以和电信局一起,成立一个合资公司。

——非洲古谚

JK1000局用交换机一旦研制成功,客户首先是各地的电信公司。前些年,华为的销售部门面对的都是个人用户,没有和电信运营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如果华为能和各地的电信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就等于建立了利益共同体,就能很顺利地达到拓展市场和占领市场的目的。

曾任华为公司业务与软件部总工程师的张利华工程师,她在文章中写道:我在学校的工资是400多元。加入华为后,2月份的工资是1500元。到华为的第二个月,我的工资就涨到了2600元。那时,令我激动的是每个月工资都会上涨,到年底时,工资已经涨到每月6000元。不过,这些工资并没有拿到手,每个月只能拿到一半的现金,另一半记在帐上。领工资的时候,也没有工资单,大家在财务部门排队领工资。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工资额,可以拿笔记一下,然后领走一半的工资。

华为的员工领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干劲马上上去了,公司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顺利解决了。华为公司建立之初,新招人员的月工资标准是:本科1000元,硕士1500元,博士2000元,特招人员除外。

孙亚芳带来的200万元“及时雨”一样的资金,有一部分是她的积蓄,更大的一部分则是她贷来的款。200万元资金摆在任正非的面前,也让缺少资金的华为公司一下子解决了不少问题。

莫贝克公司主要向华为提供配套服务,它的成立,更多的是战略配合上的意义,而非赢利。莫贝克公司完成融资后,任正非手里有了3900万元,有了这笔巨款,任正非悬在喉咙眼的心总算放到了肚子里。

任正非曾经如此阐述成立合资公司的政策:合资公司成立后,各地电信局和华为公司从以前的买卖关系,变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以企业经营方式代替了办事处直销方式,并利用排他性,阻止竞争对手进入,以长远市场目标代替了近期目标。

华为公司虽然靠出售小型用户交换机有一些收入,但正所谓“河水进,江水流”,入不抵出。现在任正非该挪的地方挪了,高利贷他也借了,他每月要还高利贷不菲的利息,即使再想借高利贷,那些放高利贷的老板怕华为公司倒闭,也不肯再向任正非放款了。

后来,曹贻安因为建言有功,华为公司在正式研发数字交换机后,便被升职为开发部的副总工,可是再后来因为技术能力有限的原因,毛生江就代替了他。但一个工人敢对任正非一遍遍地荐言献策,而任正非则会从善如流,足见华为当时的民主作风确实是很浓厚。任正非能从一个工人的担忧中意识到数字技术的重要性,这份眼力确实非同凡响。华为即使暂时失败,但最后还能突出重围,可见民主之风确实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

巾帼不让须眉。孙亚芳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她到华为工作之前,在国家机关从事的也是通信工作,她被华为人的奋斗精神以及任正非的工作热情所吸引,她加盟华为后,首先成为华为培训部的经理,后来又到长沙做了办事处主任,其后主管市场,逐步升任为华为主持市场和人力资源的常务副总裁。2011年1月华为改选董事会,孙亚芳留任董事长。

就像磁带一定会被mp3、mp4取代,录像带一定会被光盘代替一样。数字技术也一定会取代模拟技术。当时的华为人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却错误地认为,取代的时间点还没有到来,再说JK1000也是一种起步产品,等这种产品卖得差不多了,华为再研制数字技术通信,也一点都不晚。

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对于普通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这两种技术,其实是一种递进又相互依存的关系。电路传输领域的模拟数据,一般采用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是用一系列连续变化的电磁波(如无线电与电视广播中的电磁波)或电压信号,直接把要传递的信息通过电流或电波传递出去。而数字技术则采用数字信号(Digital Signal),是用一系列断续变化的电压脉冲传递信号,信号在被传递前会被进行特殊编码,然后把这些编码用电流或电波传递出去。后者的抗失真能力远远强于模拟信号。

任正非也被曹贻安的一片赤诚打动了,他当即对研发部门作出了指示:华为的技术人员在研制模拟交换机的时候,对于数字交换机的开发也不能放松,两条腿走路,这才能走得快、走得稳。

华为的第一款局用交换机JK1000,终于研究成功了。可是这款交换机应用的是模拟技术,模拟技术当时虽然流行,但却是一种即将落伍的技术。华为公司的研发人员,就等于在沙地上修上了一座房子,等待他们的,必将是岌岌可危的命运。

后来任正非跟员工们聊天时,说:“我们现在就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拿了老百姓的粮食没钱给,只有留下一张白条,等革命胜利后再偿还。”这些账上的工资后来变成了华为的股份,最后都得到了回报。任正非也实现了他的诺言,员工辞职离开华为,可以取出自己在华为的股份,这种政策最终成就了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

当时的华为员工中意识到数字技术时代马上就要到来的人,还真有一个,这个人就是曹贻安,他本是一名工人,当时虽然人微言轻,可是他凭着对华为的热爱,还是一个劲地找到任正非,并向他进言。

华为高层研究了半天,任正非也没有做出决定。任正非正在踌躇的时候,孙亚芳站了出来,她帮任正非做了决定——先发放员工的工资再说!

莫贝克公司由17家电信局共出资3900万元,华为出资5000万共同组建。华为公司还承诺,公司成立后,将会给17家电信局以33%的回报。当然,华为公司并没有5000万现款,如果任正非有这笔款子,他们也不用成立这家合资公司了。

从莫贝克公司筹集的这笔巨款,真的帮了任正非的大忙。有了这笔投资,华为的研发好像驶上了快车道。相信出成绩之日必定是指日可待了。

孙亚芳的这个主意非常有创建性,任正非随后就到各地的电信局展开了公关。经过他合纵连横的努力,17个省市的电信局领导最终都同意合资成立一家名叫莫贝克的公司。

正在任正非愁得直抓头发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了过来:孙亚芳竟带着200万的资金加盟华为来了。

在华为最苦、最难的时候,孙亚芳动用自己的关系,帮助任正非贷了巨款,并在华为最危急的时候“挽救过华为”。孙亚芳确实是一个对华为有过大功的人。

“每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这是维克多费兰克的一句名言,这句名言中,解释了负责在一个人生命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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