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北方和南方的气候、地理状况、生活习性、审美趣味、文化传统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和《诗经》《楚辞》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大抵说来，北方文化重内容而轻形式，重质朴而轻绮丽；南方文化则重形式而轻内容，重修饰而轻质朴。这种差异，在南北朝时期被推向了极致。
初唐（618-712）近一百年间，是唐诗风格形成的探索期，唐诗繁荣的准备期。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武则天时，诗歌基本沿袭南朝旧习，主盟诗坛的，大多是陈、隋旧臣和宫廷御用文人，如虞世南、褚亮、杨师道、李百药、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崔融、沈佺期、宋之问等。他们的作品多是奉和应制之作，与六朝诗人相比，内容同样空洞，但形式更为典丽。
陈子昂的一生，大概可以用“不合时宜”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武则天朝，没有做过多大的官，但敢于上书指斥时弊，主张措刑息兵，整饬吏治，殊不知武则天正是通过严刑与战争来树立威信、巩固政权的，所以他的上书不被采用，而且最后还被武三思指使县令段简将他害死在狱中。
中唐后期的诗坛，因杜牧和李商隐两人的出现而大放异彩。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针砭时事的批判精神，是两汉乐府的优秀传统。从曹操的以乐府古题写新事到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诗歌创作，是对乐府诗歌的继承和发展。白居易学杜，最重视的是杜甫那些反映社会现实，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诗歌。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卢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新乐府诗”也不过数十首，但继承的，正是杜甫的这种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即白居易所说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他们强调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与元九书》），强调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织妇词》《田家词》等，都是投向社会黑暗和权贵们的匕首和投枪。
从积极的意义看，是思想的解放造成了个性的张扬，发抒个人情感，代替了替圣人立言；从消极的意义上看，则是思想境界的低下与生活环境的狭窄，造成作品内容的格调比较低下甚至低俗，也就是后人所批评的“绮靡”文风。
这是一个怎样的辉煌局面啊！仅清代《全唐诗》所收录，就有诗五万余首，诗人近三千人。其中，广为传诵的名篇有数千首，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
盛唐气象，使文人士大夫们都有一种恢宏之气，他们对功名的追求，已经远远不是初唐文人那种简单的对富贵荣辱的向往，而是希望能够济世报国，匡扶社稷了。所以盛唐诗歌总体来说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边塞诗中，是一种壮美异常的豪情；在田园诗中，是一种宁静幽远的恬静；在李白的诗中，是一种大鹏展翅般的恣肆浪漫；在杜甫诗中，是一种忧国忧民的顿挫沉郁。
“元和体”有时是专指元、白所创的一种新的诗体。韩孟诗派以怪怪奇奇的诗风求得与盛唐诗风的不同，元白诗派则以通俗易懂的诗风求新求变。白居易在《寄唐生》诗中说自己的诗“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元稹在《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中说杜甫的诗“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所谓“当时语”，就是当时流行的通俗语言。
“安史之乱”前，杜甫的诗名虽然已经很大，也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光辉诗篇，但尚不足以称“诗史”，更不足以称“诗圣”。
举起诗歌革新大旗的是韩愈、孟郊和白居易、元稹。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诗歌大多不是自叹穷途之悲，就是超然物外、寄情山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李白在政治上，既没有王维那样的超然淡定，也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刻执著，他的政治见解有时是很幼稚的。话说得很大，但骨子里却是天真和狂放，所以晚年才会有卷入永王磷叛逆案的灾难。
盛唐（713-765）一般是指唐玄宗开元、天宝到唐代宗大历年间五十余年的历史时期。
这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陈子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这一些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都诞生在唐代。
对于仕途蹭蹬的下层文人来说，他们向往的是陶渊明、阮籍、嵇康、左思、鲍照等人，他们诗歌的内容，更多的是抒怀言志、咏叹人生，诗歌的内容从宫廷台阁转向市井边塞。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批判和抵制六朝以来的文风，探寻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新的诗歌风格。这批诗人的代表，是“四杰”与陈子昂。
经济的繁荣和相对宽松的政策，使得绝大多数士大夫生活安定富裕，一艺之长，即可以名扬天下，其中，又以诗歌的地位最高，朝廷以诗取士，文人以诗相高。诗写得好，名誉地位都有了。比如李白，诗写得好，就可以“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所以文人对写诗趋之若鹜，全力为之。如此广泛的基础，自然会产生出一批光照千古的大诗人来，盛唐诗歌也因此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顶峰。
初唐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是陈子昂。他的贡献在提出了全新的、完全正确的诗文革新理论，推动了唐代诗文的革新。
那么，唐代初年承袭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呢？
但是在诗歌创作上，他却是无人能及的天才。他的诗歌充满一种昂扬积极的浪漫精神，即使在人生不得意的时候，所表现的也是一种健康的情调，可以说是盛唐在“安史之乱”前的极盛时期的社会缩影和精神体现。
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三羞诗三首》是对杜甫和白居易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大胆揭露了晚唐社会的一些弊端。陆龟蒙的《村夜》《刈获》《筑城词》，刘驾的《战城南》《吊西人》《贾客乐》，曹邺的《官仓鼠》《筑城》《蓟北门行》，聂夷中的《田家二首》《公子行》，杜荀鹤的《山中寡妇》《蚕妇》《田翁》《伤硖石县病叟》《再经胡县城》等斗争性很强的现实主义诗歌，是晚唐诗歌中的杰作。
不得不提到的是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而持续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它不仅给唐帝国以巨大的打击，使之从此一蹶不振，而且也几乎震碎了盛唐诗坛，大批的诗人竟至不知所终，而开元时期最著名的两位诗人王维和李白，一个因做过安禄山的伪官而潜心向佛，一个因加入永王磷叛军而成为囚犯。但是，杜甫却因此写下了无数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诗歌，使盛唐诗坛不但没有因为“安史之乱”而沉寂，反而更加辉煌壮丽。
杜牧出生在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称的高门大姓，虽然有“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但仕途上并不得意。当了十多年的幕僚，出任过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地刺史，他高唱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遣怀》），不过是满怀失意的牢骚。杜牧的诗歌，兴寄高远，华美俊爽，尤以七绝为工。唐代诗人中，李白和有“七绝圣手”之称的王昌龄的七绝称雄一代，能与之媲美的，大概只有杜牧了（杜甫各体皆精，不在此例）。
贾岛、姚合与温庭筠一样，时代归属也一直没有定论。有人把他们归入中唐，是从他们活动的时间来分的；有人把他们归入晚唐，是从他们诗歌的风格来分的。贾岛、姚合的诗歌，是苦吟一派，气象确实又入晚唐。苦吟，似乎又可以叫“吟苦”，即他们所抒发的，多是个人贫困生活的困窘和哀叹，题材内容非常狭窄。苦吟的另一层意思，则是刻意推敲的创作态度。贾岛《送无可上人》诗有这样两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并不见得有多么高妙。但他在《题诗后》中却写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但是这种创作态度，使他们在诗歌的技巧，尤其是近体诗方面有很高造诣，成为后人竞相模仿的对象，对宋代诗歌的影响非常巨大。
中唐社会面临的问题是表面繁荣下的重重危机，政治无复清平，吏治极其腐败，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任何一个朝代，在立国之初，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的统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复苏，而文化的发展总是要滞后一些的。这一时期的文化，往往是承袭前朝余绪，在内容和形式上变化都不太大。唐代也不例外。
开元时期和天宝前期，唐朝的政治经济都达到了鼎盛，政治的清平、经济的发达，又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张旭、怀素、颜真卿等的书法，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的绘画，李龟年、董庭兰、许和子、李谟、黄幡绰等的音乐都出现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最高的还是诗歌。
韩愈的主要贡献在散文，他是主张“辞必己出”和“唯陈言之务去”的。这个理论，也被他用到诗歌创作中。“辞必己出”，“陈言务去”，即不抄袭前人，这本是正确的创作方法，但是如果走到极端，甚至所谓的“横空盘硬语”（韩愈《荐士》），“险语破鬼胆”（《醉赠张秘八》），就必然走向怪怪奇奇的道路。韩孟诗派的诗人，如韩愈、孟郊、贾岛等人，追求的正是这种雄奇险怪的风格，以此与盛唐诗歌抗衡。韩愈的《山石》《南山》《城南联句》，孟郊的《偷诗》《峡哀十首》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南北朝时期，是五言诗（包括七言）成熟的时期，也是音韵学和诗歌格律研究取得重大成绩的时期。淝水之战以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已经基本定型，东晋、宋、齐、梁、陈的朝代更替，让整个社会都没有什么恢宏之志，不再醉心于建功立业，名垂后世，而是只图享乐安逸，苟且度日。他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探求诗歌和骈文的技法，语言更华美，用典更新奇，技法更圆熟，对仗更工稳，但是，内容却相当空泛。
陈子昂的这些主张，对此后唐诗走上健康成熟的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要论唐诗的第一功臣，非陈子昂莫属。杜甫在《陈拾遗故宅》诗中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可以这样说，陈子昂是初唐诗歌转入盛唐的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中唐诗人中高张异帜的是天才的短命诗人李贺。
与元、白风格相近的还有刘禹锡、张籍、王建等诗人。
第二，以贾岛、姚合为代表，其诗内容狭窄，极少反映社会生活，多警句而少佳作。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称“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苏绛作《贾司仓墓志铭》，称其“孤绝之句，记在人口”，形成一种清瘦苦僻的艺术风格。
有人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这话不错。中国的诗歌，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起点很高。先秦两汉时期，一部《诗经》，一部《楚辞》，还有几十篇汉乐府，是很足以让人自豪的。但是，先秦两汉并不是诗歌的黄金时期。先秦时期，称得上是诗人的，大概也就只有屈原、宋玉等寥寥数人，而更多的人，只是在“用诗”，而不是写诗。两汉时期，称得上诗人的也没有几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出现了诗歌的繁荣。这一时期思想的大解放、五言诗的成熟、音韵学研究的成果等，为唐诗的出现和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王朝立国近三百年，而且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也极为发达，音乐、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中成就最大、最能代表唐代文化的，是诗歌。
和王维、李白相比，杜甫可以算得上是“纯儒”。他自己说他的一生受家族遗传，一是“奉儒守官”，希望走儒家所推崇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仕途道路，路虽然没有走通，但一生忧国忧民的民胞物与精神却始终没有动摇；二是“诗是吾家事”，杜甫引以自豪的先人，一个是既有赫赫军功而又为《左传》作注的杜预，一个是初唐著名诗人、祖父杜审言。
在韩、孟、元、白之前一点的“大历十才子”以及刘长卿、韦应物、元结、顾况等人，已开中唐诗风的先河，虽然也有一些名篇传世，但境界都不太高，题材范围也相对狭窄，可以算作是盛唐诗歌向中唐诗歌转变的过渡。
他所处的时代，是“上官体”和沈、宋近体诗最吃香的时期，而陈子昂的诗，基本上是古体。唐诗的辉煌，正是古、近体都取得很大的成就造成的。
唐代初年所承袭的，就是这样的文化。但是，自隋代开始的大一统局面，又使南北文化有了融合的可能。隋文帝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唐太宗要求“上书论事，词理切直”，都是希望以北方刚劲质朴的文风，来救南方文风过于靡弱之弊。
和盛唐相比，中唐诗坛的境界要小一些，但仍然是名家辈出、佳作迭现、后世难及的繁荣时期。
“四杰”是武则天时期的四位诗人：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才气横溢而器识狭小，抱负极大而仕途不畅，所以转而恃才傲物。当时裴行俭就批评他们说，士人首先要有器识，然后才是文艺。王勃等人虽有文才，但浅露浮躁，难成大器。杨炯大概可以做个县令，其余几人能得好死就不错了。
第三，以韦庄、司空图、韩偓等为代表，这些人大多仕途较畅达，生活较优越，他们的诗，多逃避现实，或寄情山水，或沉迷声色，格调不是很高，但艺术成就很高。
盛唐诗歌完全扫荡了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而代之以清新刚健而又绚丽多姿的崭新面貌。
中唐后期，宦官势力已经很大，牛李党争也非常激烈，成为藩镇割据以外对朝廷影响很大的因素。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诗歌的两大高峰，也是中国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诗人。韩愈在《调张籍》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对他们最好的评价。
南朝政治腐败，但经济繁荣；南朝君臣骄奢淫逸、享乐腐化甚至到了极端无耻的地步，但是他们的文化素养又极高，所以六朝的诗文，内容极其空泛，而文辞极其华美，尤其表现在诗歌和骈文上。
王维、李白、杜甫是盛唐时期前、中、后三期的杰出代表，尤其是李白和杜甫，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和现实主义诗歌的顶峰。
这一点，韦庄与温庭筠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韦庄早年遭遇黄巢起义，辗转逃难，避处西蜀以后，官居显宦，为前蜀王建所倚重。他的诗“伤时伤事更伤心”（韦庄《长安旧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现实。他和温庭筠一样，词名比诗名更大。
第一，以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等为代表，继承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歌传统，敢于大胆揭露社会的黑暗。
他是一位超常的天才，据说很小的时候，就以才华惊动了韩愈。韩愈和皇甫湜两大名人亲自登门去拜访他，他“总角荷衣”出迎，并即席作了一首叫《高轩过》的诗，诗写得很好，令韩愈大为惊叹。据说当时李贺才七岁（见唐刘嘉《隋唐佳话》）。李贺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一生郁郁不得志，死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的诗歌，继承了《楚辞》《庄子》和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但更加夸张荒诞，诙诡谲怪，幽峭冷艳，极富个性。
李商隐和杜牧并称“小李杜”，他的身世就要凄凉得多了。他的老师令狐楚是牛党中人，岳父王茂元却被归入李党，于是，他受到牛、李两党的共同排斥，一生郁郁不得志，踏入仕途三十余年中，有十多年辗转于各地幕府，远离妻子，漂泊异地。他是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人，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他的各类有关时事政治的诗有百余首，占了他传世六百余首诗歌的六分之一。但他最受人喜爱的，还是那些虽然有些晦涩的咏怀诗和爱情诗。
盛唐诗歌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名家辈出，佳作迭现。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李白和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还有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崔颢……群星璀璨，光彩照人，名篇巨制，俯拾即是。
晚唐时期，唐帝国已是千疮百孔，早已无复盛唐的繁盛气象，晚唐的诗歌，也没有了盛唐的恢宏之气和中唐的中兴气象，而大多充满一种伤感悲凉的情绪，但是，在诗歌的写作技巧上，却又有一定的发展。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晚唐（860-907）指唐懿宗咸通元年至唐末。
很难超越，就不得不另辟蹊径。韩愈、柳宗元、孟郊、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贺等中唐文人都在探索诗文革新的道路。唐李肇《国史补》说：“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在诗歌领域，最有影响的是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他们的诗歌，都在继承盛唐成就的基础上走出了新路，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诗到元和体变新”。
“安史之乱”虽然只闹了八年，但是对唐帝国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为了平定“安史之乱”而执行的两大错误国策——向吐蕃、回纥借兵而造成的外族入侵和对藩镇的软弱迁就造成的藩镇割据——像两大毒瘤，使中唐一开始就显现出衰飒之像，但是唐帝国毕竟是“中兴”了。但是，这个“中兴”却已经没有了初唐的恢宏之气，也没有了盛唐的繁荣华贵。
白居易和元稹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继承的是杜甫战斗性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通俗化的风格。白居易和元稹所发起的“新乐府运动”，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对杜甫和盛唐诗歌的继承和革新。
盛唐诗歌已经完成了陈子昂提出的诗歌革新任务。从体裁上讲，古体、近体诗都已经完善。古体诗在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近体诗，则不仅格律完全成熟，而且在诗人手中已经运用自如了。
上官仪和沈佺期、宋之问是值得一提的。他们都是宫廷御用文人，诗歌内容几乎全是应制颂圣之作，词气卑弱，但唐代近体诗的格律，却在他们手中完成。将“永明体”诗歌强调四声变为调整平仄；由孤立的一句一联中平仄的区别，发展为全篇平仄的粘与对；将没有规律的对仗变为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将唐代最具代表性的近体诗（包括绝句和律诗）的格律完善了。
温庭筠是晚唐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时代归属也一直没有定论。从生卒年看，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中唐晚期；从诗歌的风格看，又完全是晚唐气象。他屡试不第，一生潦倒，诗歌多借咏史讽今，或抒发愤懑之情。他与李贺有相似之处，但没有那些奇诡幽峭的意境；他有与李商隐一样的浓丽清秀，但没有李诗的晦涩。他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不是诗，而是词。
自东晋以后的南北对峙，和春秋战国时的列国纷争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这一时期的北方政权，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即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和南方汉民族建立的东晋、宋、齐、梁、陈相比，文化要落后很多，所以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南方文化。当然，也不可否认，北方的音乐文化和佛教文化水平很高，对隋、唐以后的文化影响也非常巨大。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唐代诗歌，可以分为初、盛、中、晚四期。
唐代也是诗体大备的时代，五古、七古、歌行，在唐代得到完善；乐府歌诗，在唐代得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讲究格律的近体诗，把诗歌的形式美推向极致，完成了诗歌（这里指狭义的诗歌，即不包括词和曲）体裁形式的探索尝试，在近代新体诗出现之前，再也没有新的成功的诗歌形式出现。唐朝立国近三百年，经历了由百废待兴到鼎盛，再由鼎盛逐渐衰亡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也都不尽相同。
其实，这种绮靡文风和“宫体诗”是一种奢侈品，不是人人都玩得起的，它是帝王贵戚、达官显宦们的专属品。即使不是仕途畅达，你都得像上官仪和沈、宋一样，成为宫廷御用文人，才有机会接触那种奢侈腐化、纸醉金迷的生活，才有可能写出以此为题材的诗歌。
中唐（766-859）一般指大历到大中年间的约一百年时间。
中唐诗坛面临的问题是盛唐诗人境界太高，题材范围太宽，诗写得太好，使后人很难超越。
他最大的不合时宜，是不随流俗，不走六朝以来的绮靡道路，而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发扬《诗经》的“兴寄”和建安、正始的“汉魏风骨”。
李白得名也很早，但都是在江浙和湖北、山东一带闹来闹去，没有进入以京城长安为中心的文化圈核心。从他的《与韩荆州书》看，他是很想进入政坛和这个文化圈核心的，直到天宝元年被征召入京，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又受到唐玄宗的礼遇，才真正名动京师，进入了这个核心。虽然在京城只呆了短短的三年，就被“赐金还山”（其实是被很礼貌地赶出了京城），但却并没有被赶出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他此后十一年左右的漫游，反而因为仕途失意对现实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写出了一些有批判精神的好诗。
王维和李白同年（701）出生，去世也仅比李白早一年（761），但他成名却比李白早得多。王维于开元九年（721）二十岁时即进士及第，当时已经名满天下，而李白直至天宝元年（742）四十二岁时才被征召入京。王维是唐代诗人中少有的诗、画、音乐都达到超一流水平的全才，是李白入京以前当然的文坛领袖。他的诗歌，既体现了盛唐前期文人积极进取，希望建功立业的昂扬之气（边塞诗），又表现了人们热爱山水田园的生活情趣（田园诗）。王维的诗歌非常美，甚至被苏轼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是他一生好佛，“安史之乱”时做了伪官，虽然并没有被治罪，但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晚年更是潜心事佛，“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又有消极的一面，尚不足以完全体现盛唐风貌。
四杰虽然都反对六朝的绮靡文风，指斥当时的文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因此“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但并没有完全脱离六朝的影响，不过在声律的运用上有较大贡献。他们诗歌的境界并不高，但发牢骚，舒愤懑，走边塞，叹羁旅，题材已较前人大大拓宽。后来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
“安史之乱”杜甫是亲身经历了的，包括后来的流寓西南。他身杂难民之中，亲眼见到国家的残破和亲身体验了人民的苦难，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与诗歌创作的激情。从《哀王孙》《悲青坂》《悲陈陶》“三吏”“三别”《北征》到临死之前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他用如椽的诗笔，记录了这一段历史，世上疮痍，民间疾苦，无不尽现笔底。“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叶燮《原诗》），无愧于“诗史”“诗圣”之名了。
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