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因赞同地一面点头，一面在心里叹道：人们常提到适之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可是却不常提他的下联“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这上下联结合起来，才真正能体现适之先生的精神风貌!
晚秋的阳光斜斜地射在桌上，起居室安静而洁净。徽因小心翼翼地把小箱子中的东西一一取出，摊在宽大的书桌上。她大致归了归类，做了一个记录：
徽因以为胡适挽留自己，是要给她谈《水经注》。没想到，胡适这时又从书橱下面捧出一只小箱子，他对徽因说：“这是志摩早年的日记和一些零碎物品，从凌叔华那里要过来的。其中有些往来信件，我已捡出，按人分类存放好，以后还给写信人。我想这些东西也许你最有资格读它，你最好在看过后编个目录出来，以便以后编《志摩文集》时好用。”
徽因心中的疑惑清晰了起来。如此看来，凌叔华存放着真正的“康桥日记”，胡适拿到的小箱子，已经被凌叔华做过了手脚。对于凌叔华这种小心眼儿行为，徽因十分不以为然。虽然她和凌叔华相识多年，但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交往，更谈不上相知和了解。只是以前听志摩说起过：“叔华这人小气极了!”徽因当时说：“是么?小心点儿，别得罪了她。”没想到，这回轮到自己领教这种“小气”了。
志摩离世之后，这些记载着志摩生命行踪的文字多么珍贵!她十分感谢胡适对自己的信任，接过了箱子，再无心逗留。她谢绝了胡适和胡太太的执意挽留，乘一辆洋车回到家中。
箱子中主要是些日记本，一本中文日记，三本英文日记。其中两个大点儿的本子，从时间上看大概就是“康桥日记”，另一个小本子是１９２５年的意大利日记。好几个本子都是仅仅只写了刚开头的数行文字，其余皆是空白。还有一大一小两本陆小曼的日记。除此之外，箱子里有几包《晨报·副刊》的原稿，两包《晨报·副刊》的零张杂纸，一些相片，两把羽扇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剪报、稿纸和住址本。
又到周末，朋友们来到了梁家。听徽因说正在整理徐志摩的遗作，张奚若说：“公超前些天在叔华那里看到了志摩的‘康桥日记’，说叔华预备邀公超一起为志摩作传。”
做着记录，徽因心中有些失望。这些都不是她想看到的。尤其是那两本日记，一本的时间是从１９２１年７月３１日到１２月１日，另一本从１２月２日到１９２２年志摩回国。徽因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在英国与志摩相识，１９２１年７月同父亲离开英国。这两本恰好是徽因不在英国时期的日记。难道这就是志摩所说的“康桥日记”?怎么恰巧没有与自己有关的那段时间?徽因心里感到很疑惑。
徽因顿时激动起来。半年前，志摩曾对徽因说起过，他完整地保存着留学英国时期的“康桥日记”。从英国回北京后，是“雪池时代”，“雪池时代”的日记被小曼看到后，不高兴极了，结果给烧掉了。志摩说，如果徽因愿意，他想把保存完好的“康桥日记”交给徽因。他玩笑似的说道：假如这些日记和当时寄给徽因的信保存在一处，倒是有些收藏价值。志摩说这些话时，徽因只是觉得往后有的是时间，什么时候看看这些过去的记录倒挺有意思。她没有想到，说过这些话不久，就会和志摩永别。她更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胡适这里得到这些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