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从诫从南开中学来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陪伴徽因。母子聊着天，随意而轻松。从诫提起了１９４４年日军攻占贵州都匀，直逼重庆，重庆城内人心惶惶的情形。从诫问道：“妈妈，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了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徽因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从诫急了，禁不住追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徽因紧紧地握着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听到妈妈的话，从诫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流泪不仅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更重要的是，儿子被母亲那种以最平淡的口吻所传达出的凛然正气所震动。在这一时刻，从诫觉得坐在他身边的不再是妈妈，而变成了一个“别人”。
这是思成和徽因第一次近距离和共产党人交谈。这个共产党人，给他们夫妇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龚澎战前毕业于燕京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衣着淡雅入时，微笑真诚动人，与以前他们从报纸上看到的对共产党的描绘和宣传完全不同。
后来，他们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又见到了龚澎和她的同事。徽因和思成注意到，许多美国记者和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更喜欢和共产党人而不是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打交道。他们待人接物的友好热忱、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对未来充满美好希望的精神状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费慰梅介绍说，这些人中有的是清华和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能说极好的英语并理解西方的思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规范地学习、生动地讨论问题并进行自我批评，很像上世纪的一种宗教社团。
慰梅还带徽因去了她和费正清在美国新闻处的宿舍。那是不大的两间房子，外间有一个小小的壁炉，墙上蒙一条手工毛毯。慰梅把窄窄的帆布床靠墙摆放，上面蒙一条手工毛毯，就成了一张漂亮的长沙发。站在这房间里，徽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
那是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思成准备陪徽因外出看病，想等雨停了就走。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问询染思成和林徽因的住处。思成迎上前去接待了她。原来，这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络员龚彭。周恩来从费慰梅那里得知了思成和徽因的情况，特地派龚澎前来看望。龚澎直言不讳地告诉思成和徽因，她是一个有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她说，共产党愿意结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希望了解他们的想法，征求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
费正清和费慰梅的朋友里奥·埃娄塞尔博士是美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当时正在战后重庆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他为徽因做了检查。他告诉费慰梅：林徽因的双侧肺部和一侧肾均已被结核菌严重感染，根据他的诊断，徽因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五年。这个诊断结果，费慰梅没有告诉林徽因。她说：“我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问。我想她全知道。”
为了营造学社的事，思成回李庄了，徽因留在重庆治病和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