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贫病交加、凄清痛苦的晦暗日子里，他们所钟爱的古代建筑艺术、他们耗尽半生心血所从事的关于建筑史的学术研究成了照亮他们生活的星辰，这是他们为饱受蹂躏的中国能倾尽全力的事业，是他们寄托自己苦难灵魂的惟一支撑。
１９４１年的春天是个多灾多难的春天。
如今，也不过才十年的时间，思永病倒了，徽因病倒了，他们是思成至爱的亲人，他们都病势沉重。而思成自己的老毛病这时候也犯了，阴冷的气候、艰难的生活使他的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病情日益严重了。他的背越来越驼，体质和精力下降得厉害，但他必须勉力支撑。
徽因胃口很差，吃得很少，一直十分消瘦。偶尔有人从重庆或昆明送来一小罐奶粉，就是徽因难得的高级补品。
徽因的弟弟林恒在保卫成都的一次空战中，被一架日机击中头部而牺牲。林恒聪明而要强，１９４０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飞行学校毕业。作为空军飞行员，他的飞行历史十分短暂，但他了结了自己的心愿———牺牲在对日空战中，消逝在无垠的蓝天里。
外婆是福建人，不会做面食，思成学会了蒸馒头。当地只能买到土制红糖，思成把橘皮切碎和土制红糖一起熬制，戏称之为“甘蔗酱”，让孩子们抹在馒头上吃。有时实在没有钱用了，思成就得乘船到李庄附近的宜宾典当行去典当家里所剩无几的衣物。他和徽因的手表、派克钢笔等稍微值点钱的物品都这样被“吃”掉了。每次离家去宜宾，思成总是苦涩地开着玩笑：“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
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战时经济陷入半瘫痪状态。国统区物价飞涨，思成好不容易从教育部为营造学社申请来的经费，待变成每月领到手的薪金，已经贬值得如同一堆废纸。米、面、油及一切食品和日用品愈来愈贵，梁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差。孩子们和李庄农民的孩子一样，赤脚穿着草鞋，衣服上缝着补丁，到冬天才能穿上外婆做的布鞋。一次，小弟不小心打碎了家中惟一的一支体温计，很长时间里，徽因就无法量体温，因为再也买不起也买不到一支体温计。
思成没有在当时把这个噩耗告诉徽因，他自己到成都去处理了林恒的后事。三年后，徽因才得知弟弟的死讯，迟来的悲恸仍令她肝肠寸断。她写了《哭三弟》，以悼念林恒和那些和林恒一样牺牲在对日战争中的年轻飞行员……
思成的弟弟思永也在李庄病倒了。他也是肺结核病，病情与徽因非常相似。抗战前，思永曾主持过安阳小屯后冈及山东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他曾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近代考古学和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了近代考古学的范畴。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上，思成有时会上山去看望思永。他们在一起时，思成总是会想起，１９３１年，思永还不到三十岁，正在安阳小屯主持殷墟的发掘，自己专门跑到安阳去看这一考古界的盛事。那时思永调遣着一二百人的考古队员，上上下下安排得井井有条。那时他们多年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