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因、思成一家人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从天津新港起航往烟台，然后转车到滩坊、青岛，再乘火车前往济南、郑州，最后到了当时的“后方”———长沙。
“穿”上铁架子，身上陡然增加了负重，思成对徽因笑着说：“刚开始抗战，就穿上防弹背心了。”他很为徽因的身体担心，提醒她不要忘了医生的警告。徽因说：“警告也是白警告，生死由命吧!”
逃难的人群到处都一样多，战时的交通和别的任何部门一样混乱无序。公路旁、车行道中，随处可见装备简陋、衣衫褴褛的士兵，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赴前线还是在撤向后方。
思成和徽因为防不测，连日来忙着清点和收拾学社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历年来古建筑考察的测绘图稿、图版、照片、底片、建筑模型等等。因为怕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决定将其中不便携带的存入天津租界英国银行的保险库。
对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日本人注意已久，这封请柬表明，日本人开始打思成的主意了。思成、徽因当即决定，尽快离开北平，取道天津向南方迁移。
此时，沈从文和徽因、思成的许多朋友已经到了武昌。
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临离开北京的前夜，他们一直忙到深夜三点半。孩子的东西，徽因娘的东西，徽因、思成的东西，正在写作的论文，古建筑研究资料……所有的东西精简了又精简，装进了两只皮箱，再加上两个铺装盖卷，这是他们的全部行李。
清晨６点钟，他们叫醒睡得迷迷糊糊的一双儿女，挽着娘悄悄地起身出门。
昏暗的黑夜，他们在车站的铁逢子下面等火车。天上落着雨，雨敲打着铁皮，发出“嘭、嘭”的声响。一盏黯白的煤气灯从身后的什么地方射过来，映着地上黑一块亮一块的泥水洼。一处处等待上车的人瑟缩着，如同在风雨中飘摇的衰草。
临上车的一瞬，徽因觉得自己的心“咯噔”响了一下，像是什么地方断了似的。她知道，自己被连血带骨地从这里拽出去了……北总布胡同３号笼罩在晨光熹微中，晨光熹微中，一家五口踏上了漫长的流亡路。
９月初的阳光把甲板烤得烫人，拥挤的人丛散发着热烘烘的臭气。思成的嗓子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宝宝、小弟又饥又渴像的打蔫儿的小苗。头上，一架飞机盘旋着在轮船上做低空飞行，巨大的轰鸣声击打着心脏和耳膜。徽因搂着一双儿女，觉得头皮和脊椎一阵阵发麻。
８月的一天，思成忽然收到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日本人召集的一个会议。
徽因、思成开始收拾行装。
连日的劳累，徽因咳嗽得厉害，思成也常常背痛。临离开北京前，他们一同去协和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警告说：徽因的肺部有空洞，任何一次感冒或别的什么不慎，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而思成则被诊断为脊椎软组织硬化症，医生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脊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