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在３０年代前期还写过小说。她的小说虽说数量不多，但同样表现出不俗的成就和才华。她的第一篇小说《窘》，发表于１９３１年９月的《新月》上。这篇小说在运用心理描写、表现感情方面有特别的韵致。
这篇小说娴熟的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引起了文学界和批评界的注目。批评家李健吾１９３５年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
林徽因在小说中细腻地表现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维杉潜意识的萌动所表现出的心猿意马，这种“发乎于情”的意识被抑制而“止乎于礼”的种种情状，都描写得惟妙惟肖，含蓄蕴藉。
《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一篇重要的小说。小说以大约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写了暑热中北京城的一天。在华氏九十九度的高温天气里，大户人家大摆筵席，庆祝家中“长寿而又有福气”的老太太６９岁生日；小户人家结婚嫁女办喜事，姑娘嫁过去作填房，满怀无奈与悲凄：“好像生活就是靠容忍与让步支持着”；洋车夫打架斗殴被巡警抓进又热又臭的拘留所，出苦力的脚夫因中暑患霍乱而毙命……作者的笔就像一部跟踪拍摄的摄像机，不仅“现场实录”式地拍下了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等乱纷纷的日常生活，而且拍下了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镜头不停地转移、切换，组成了一幅３０年代北京社会的众生相。
这些作品同样表现了林徽因的特点：对不同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社会不公的含蓄批判以及精巧的结构，灵动的语言等。但相比较而言，《九十九度中》表现的生活内容更丰厚开阔，艺术手法更现代，也更富有文学性。至今读来，仍是一篇耐人咀嚼的作品。
……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一篇，最富有现代性……
小说的主人公是中年教授维杉。他在与朋友少朗的交往中，遇到了少朗的女儿芝。这是一个处在“成人的边沿”的少女，她天真活泼，又带有少女的娇羞。维杉觉得她“使你想到方成熟的桃或杏，绯红的、饱饱的一颗天真让人想摘下来赏玩，却不敢真真地拿来吃。”面对芝，他常常陷入莫名的怔忡恍惚之中。但同时，他又意识到自己在芝的面前是父辈，是“老叔”。这种想接近芝又有所顾忌的情形让他觉得“窘极了”。
《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做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了一个比照；而这比照，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
除此之外，林徽因还写了《模影零篇》短篇系列，包括《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四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