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７日，徐志摩遇难半个月后，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林徽因的《悼志摩》。
第二天一早，思成、老金、奚若前往济南齐鲁大学，会同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商议办理徐志摩的后事。他们劝阻了执意要一同前往的徽因。她的体质一向很弱，又怀有身孕，他们担心她无法面对惨痛的场面。
灾难的突然降临使热爱志摩的朋友们猝不及防。徽因怎么也不能把志摩和死连在一起!他是那样生气勃勃、才华光芒四射的一个人。他正值３４岁的年华!像孩子般的认真和天真，谁能接受他已陷入沉寂的另一世界的现实?
凌叔华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女作家。２０年代，她因写作《花之寺》、《绣枕》等小说，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这些小说，反映了封建大家庭中，备受压抑的女性生活，情致委婉，笔法细腻。后来，她与《现代评论》的主编陈源结婚，于４０年代移居国外。
与此同时，“新月社”的同仁们，计划设立“志摩奖金”，以鼓励和扶植白话新诗的创作，因为这是徐志摩未了的心愿。志摩的亲属和朋友则着手收集志摩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筹划编辑《徐志摩全集》。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不期然地，林徽因与凌叔华发生了矛盾。
返回北京时，思成带回了一片失事飞机的残骸。徽因把这片残骸用一大块白绫包扎起来放在家中，一直到她去世。
２２日上午九点多钟，梁思成一行赶到了济南。徐志摩的灵枢停放在一座叫福缘庵的小庙里，他们在那里向徐志摩的遗体告别。沈从文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回忆和悼念，写出了徐志摩独特的气质和魅力，写出了他对艺术、对美的痴迷，对朋友，对一切人的包容和善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与愚诚。文章凸现了徐志摩“即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的性情。在当时众多的悼亡文字中，林徽因的《悼志摩》具有格外的分量。
两个工人把棺盖挪开，棺木里静静地躺着徐志摩，他身穿绸袍马褂的寿衣，足蹬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戴了一顶红顶球绸纱小帽，露出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额角上一个大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意死!鼻子略略发肿，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已脱尽，与额角上的那个大洞，看来都是向前一撞的结果。这就是永远见得生气泼剌，永远不知道有“敌人”的徐志摩。
矛盾源于徐志摩委托凌叔华保管的一只小箱子。
梁思成献上了一个小花圈，那是他和徽因连夜做成的，碧绿的铁树叶和洁白的花朵上浸透了徽因的泪水。
可是，理智告诉徽因，志摩确实一去不回了!没有音信，没有消息，永远地一去不回，永远地没有音信，没有消息……面对这不可预测的人生，徽因悲哀地感到生命的脆弱，世事的难料，这种感觉曾在父亲遇难时强烈地袭击过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