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听着，眼里盈满了泪水。
老金继续着自己的讲述。
西南联大成立后，学校的领导机构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组成的“联大常委会”。原定常委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但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大校长张伯苓长期在重庆担任政府职务，所以联大的一应事物实际上都是梅贻琦先生在主持。联大师生见了梅先生都称他“梅常委”。
老金在李庄也不清闲，他正在撰写他的又一部哲学论著《知识论》，此前，他在昆明刚刚完成了《论道》一书。每当思成和徽因一边讨论《中国建筑史》的写作问题，一边用一台老旧的、噼啪乱响的打字机打出提纲和草稿时，老金就安静地坐在工作间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开始了伏案著述。他曾对徽因和思成谈及写作《知识论》的构想，他说他研究《知识论》是为了解决英国哲学家休谟关于归纳问题的理论难点。在这部著作中，金岳霖对休谟和罗素进行了科学的批评，既吸取了他们哲学著作中的积极成果，也指出了他们的哲学中存在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金岳霖哲学著作的出发点。
那天，他们由飞涨的物价谈到昆明的各种食品，谈到徽因最爱吃的“过桥米线”。老金笑道：如今在昆明，教课的那点钱已是什么都吃不起了。一个月的薪金发下来，常常是两个星期不到就花光了。大家通常吃的都是白米饭拌辣椒，偶尔吃顿菠菜豆腐汤就算是改善生活。为了补贴家用，教授们只好变卖家中衣物，到了卖无可卖的地步，便出去打小工或做些手工活儿挣钱。中文系的闻一多挂出了刻章治印的招牌，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跟别的教授太太一起织些围巾、帽子拿出去卖。梅太太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是很好，织得比较慢，大家就让她做做围巾上的穗子。后来，学校的庶务教她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去卖。每天，由潘光旦太太在昆明郊区的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梅太太把米粉加上白糖和在一起，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蒸熟后，取名“定胜糕”，就是抗战一定胜利的意思，然后挎着篮子到昆明冠生园去寄卖。卖糕时梅太太脱下旗袍，穿上蓝布褂子，只说自己姓韩。没人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堂堂名牌大学校长的夫人。……
下午四五点钟，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大家放下手中的事情，聚在林徽因支着帆布床的那间起居室里，一壶粗茶，大家一边喝一边聊，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北总布胡同喝下午茶的时光。
在李庄，徽因和思成格外想念那些留在昆明的老朋友，他们大多在西南联大执教。徽因、思成常要求老金谈昆明的生活，谈他们共同的朋友。
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需要绘制大量英汉对照并加注释的插图，这任务由他和莫宗江来完成。徽因则靠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对书稿进行修改、补充、润色。
她和思成在昆明时也曾见过梅太太，那是一位温良、娴雅的夫人。她想像着这些自己熟悉的人们的生活，再想想自己的生活，又想到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心中充满了无可名状的悲伤和感动。这混乱的世界该有多少未知的痛苦、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眼泪啊!是怎样的信念在支撑着人们度过这些时日?应该说，所有的中国人经受的苦难都是为抗战献上的牺牲，就像闪烁的星星辉映了无边的夜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