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护古代建筑、维护古都风貌的所有问题上，林徽因都是梁思成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梁思成痛苦地说：“拆掉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北京市领导见信后大怒，一天晚上，系里的党员全部被叫到市委，市领导质问他们：是跟着共产党走，还是跟着资产阶级学者梁思成走？是否要做梁思成的“卫道士”？问题提到了这样的政治高度，还能说什么呢？即使说了，又有什么作用呢？
当时清华建筑系的一些青年学生、年轻教师———其中有的是党员教师———曾联名给北京市委市政府写信，表示支持梁思成、林徽因保护古建筑的意见。
他们难过极了。
当然，这只是梁思成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保护古老的北京和北京的古建筑所做的一切努力，更显得具有宿命般的悲剧色彩。
许多年过去后，梁思成还在为被拆除的三座城门而惋惜。
他深深地自责道：“三座门拆了我非常难受，实在是把一个宝贝给毁了，太难过了。但是我并非没有错误，我的错误在于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交通问题。如果我当时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就有可能把三座城门保存下来，我就是没有办法，因为的确存在交通死人的问题，我不能不顾人民的死活。现在看来，城市既然可以重新规划，为什么不可以把东西长安街向南推出一个小弯，绕过三座门。金水桥的水不是也绕了一个小弯吗？我们的马路就不能像金水桥似的绕一个弯？这样三座门就成了路边的点缀而不影响交通了。”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北京市负责人说：“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的就开除他的党籍！”当时共产党对党外知名人士还算客气，但梁思成听了心里已很不是滋味。他把这话告诉了徽因，二人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心里十分沉重。
当北京市人大代表为拆除三座城门开会表决时，她强支病体出席会议。她向与会代表耐心地说服道：交通问题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为了交通而舍弃别的一切。她甚至以中南海怀仁堂的人行道为例说，每当怀仁堂开会时，进出的人很多，交通也会出现拥挤，但怀仁堂并没有因此而设计一排座位一行通道，整个怀仁堂也只有两行通道。交通问题可以想其他方法解决，而城门一旦拆除，就再也无法弥补。
林徽因绝望地问道：为什么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和沧桑，在解放前夕还能从炮口抢救出来的古城，反而在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中要被毁弃呢？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在当时的形势下，无论他和林徽因想通想不通，无论他能否提出解决交通问题的更好的方法，他们的奔走和努力都是徒劳的。
林徽因虽然是人民代表，但她的呼声却没有得到响应，会议通过了拆除三座城门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