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因想打破这种气氛，显得很轻松地问：“那两本和箱子里的是一样的封皮么?”
到了１２月９日，徽因想到凌叔华的态度，总觉得有些不放心。她怕派别人去又有什么节外生枝的麻烦，决定还是自己亲自去取的好。
没想到，凌叔华这时来了。
徽因接待了她。聊了一会儿闲话。凌叔华说明了来意。
凌叔华的声音带出了情绪：“两本。”
依徽因的脾气，她这时想说：那么我现在就同你一道去取。但是她不想把事情弄僵，强忍着不快，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问什么时候去取合适。
凌叔华一口回绝道：“我下午要外出，不在家。”
凌叔华愈发地不耐烦了：“是的！哦，不是！我说不清。”
她分析自己说：“我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的是种满足，好奇心的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徽因翻看着报纸，心里十分郁闷。昨天开过追悼会后，她的情绪一直没有缓过来。
看着凌叔华极不高兴的神色，林徽因十分窘迫。但她还是忍着不快说；“那我下午去你家取，成么?”
徽因又告诉凌叔华，适之已把志摩那只小箱子交给了自己，并委托整理，为了对得起适之的信任，自己在整理时力求保持历史的、客观的态度。
徽因正在看《晨报》。这天的《晨报》是“哀悼志摩专号”。“专号”上刊登了头天北京文化界同仁追悼徐志摩的活动，还刊发了林徽因的文章《悼志摩》。
说到这里，她尽量委婉地向凌叔华道：“听说你那里有志摩的‘康桥日记’，能让我看看吗?”凌叔华迟疑了一会儿，极简短地回答：“可以。”
１２月７日上午，天气干冷干冷，阳光黄黄的，没有一丝暖意。
她对徽因说，她准备编辑一部《志摩信札》之类的书，希望能从徽因这里得到一些志摩的信件。
徽因想向凌叔华讨要志摩的“康桥日记”，想看看那时志摩究竟都写了些什么。但她知道讨要时一定会很尴尬，因而顾虑、迟疑。在犹豫中，一些念头渐渐地占据了上风：别的不相干的人都在传来传去地看那些日记，为什么作为当事人的自己却不能看呢?虽然她也意识到这种心理有些女人气，但要看到与自己有关的这部分日记的欲望却愈益强烈了。
最后，她和凌叔华约定，后天，１２月９日，她遣家里的听差去凌叔华家取回来。
徽因又问：“你那里有几本?两本么?”
徽因心里顿时有些不快，她对凌叔华这种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顾及别人感受的做法，情绪上十分抵触。特别是那两本“康桥日记”鲠在她的心头，让她感到心中憋闷。她告诉凌叔华说，前些年自己和思成一时在国外，一时在东北，所以他们所有的旧信都保存在天津，恐怕不能立刻拿出来。而且这些信几乎全是英文的，即使拿出来也要经过翻译，不能马上就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