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事情起因于胡适的委托，所以徽因给胡适写了两封信，诉说了整个事情的始末。为了能把事情的原委讲清楚，徽因在信中甚至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她和凌叔华之间每一次来往的时间、地点、主要谈话及结果。这种一一列举一反她通常的清高，甚至显得有些不厌其详和絮絮叨叨。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愤：“适之先生：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
转眼一星期过去了。１２月１４日是星期一，徽因和思成去营造学社了，凌叔华来到了林徽因家，留下了一个日记本和一张便条。
她坦陈自己的感情：
徽因读完留言，觉得有一口气堵得心头发慌，本想掉头就走，但她定了定神，还是留了一张字条：“叔华：如有时间，还请你务必将日记找出。那是个不幸时间的留痕，我欲一读，想你可以原谅我。”
关于我想看的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里太Ｈｕｍａｎ了，我也不觉得惭愧。……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ｉｎａｗａｙ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的历史。
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正好缺失了与徽因相识的那一段时间。谁裁去了这一部分日记?林徽因生气了，失去知心朋友的悲痛与不明就里的被蒙骗的感觉搅和在一起，使她急于澄清事实。
果然凌叔华不在家。门房将一纸留言交给了徽因，留言上写道：“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大，一小，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以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徽因回到家里，被人捉弄的感觉挥之不去。思成也觉得叔华如此行事太没道理，但他只能劝慰徽因。徽因原本就神经衰弱，被这件事一搅，夜里怎么也睡不着了。她翻来覆去地推测各种可能，甚至还站在凌叔华的立场，想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徽因揣测，也许是凌叔华怕自己不还那本日记，所以要抄留一个副本，如此才拖着迟迟不给；果真如此，也太难为她了。
当林徽因打开这本日记时，不禁啼笑皆非———这只是半本日记，开始的日期是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１７日，最后的一句话是：“计划得很糟。”日记中断在徐志摩第一次见到林徽因的前一两天。
过了几天，徽因的一些朋友不知怎么也知道了这件事。有人告诉徽因：凌叔华在陶孟和家对陶夫人沈性仁说，徽因拿走了小曼的两本日记不想还，还想要她保存的志摩日记，她不愿意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