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这本书，2009年采访潘石屹前，我在海口待了三天，从房管局到当年海南的炒房者，逐一调查，终于找到了潘石屹、冯仑们当年赚到第一桶金的地方——九都别墅，他们十几年未去过那里，潘石屹看到我拍的照片时，猛地一惊，用天水话说：“这不是九都别墅吗？！”一般来说，人对自己成功的处女作总是难以忘怀的。
其实，我并非只采访主角的家人，《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这本书的几乎所有文章，像黄怒波、任志强、陈年等，我还采访了很多相关联的人。我从中国同行奉为圭臬的《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里学到，要完全诠释一个人，要从六个维度来做：本人、家人、朋友、同事（上司或下属）、对手、中立人士（如观察家）等，这样避免了盲人摸象只看到局部的问题。
2008年在《体育画报》中文版作记者期间，在调查的基础上，我开始关注人性、人的命运，像关注举国体制的《八月的乡村》、《大院》，以及《暴力棋王》等文章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
这本书收录了2009年4月到2011年8月我在《东方企业家》发表的主要文章。 2009年3月，《东方企业家》主编魏寒枫问我有无兴趣做商业报道，此前，我们分别在《南方体育》、《体育画报》共事多年。这样，我到了《东方企业家》，开始财经领域的采访写作。
严格来说，我作职业记者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是2004年到重庆采访亚洲杯足球赛，当时我没采访到什么球员，但花了半个月，作了一篇“重庆球迷如何反日的调查”，曾引起日本政府的抗议。
对我来说，文章和书的品质是我安身立命之本，其他都是可遇不可求。这本书引用别人的内容我都作了标注，除此之外的每一句都基本来自我的采访录音、我的观察。
这些文章有个特点，偏重于对采访对象的家庭、经历和个性的挖掘，我觉得，人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家庭教育、经历对他的人生必然有很大影响，这导致他的性格形成，并影响到他的公司。商业只是表象，人性才是核心。这是这本书的内核。
因此，从黄怒波、潘石屹到任志强，甚至后来的陈年、王兴，我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探究，对人的成长过程的考量。
美国的记者40岁才迎来黄金时期，我今年才36岁，黄金时间还没到，我会一直做下去。
“所有伟大作品都绽放着人性的光芒”，这是我前几年看普利策获奖作品集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我这几年做的商业报道，更侧重于“商业中的人”，注重那些企业家商业逻辑里的人性，是什么让他这么思考？是什么让他这么行动？最后，这些报道集成了《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这本书。
我最近几年做了一些关于个体微观的采访，但我感觉这方面接近自己的瓶颈了，所以我想做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做群像、或者相对比较大的历史题材。但不管怎么样，最终还是依靠我最本质的特长——微观的、具体事实的调查采访和写作，核心仍将是人性以及人的命运。
做任志强文章之前，我找到了和任志强有四十年交情的战友阎阳生，还到延安一趟，通过延安，找到当年的知青、同学等，通过熟悉任志强的人，还原了任志强的少年时代，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他们都说，几十年过去，任志强除了年龄，争强好胜的性格一点未变。但潘石屹和阎阳生也告诉我，任志强近两年性格或许会有所改变，我问原因，阎阳生说是年龄，潘石屹说是微博的互动。在下属眼中，任志强是个善良的好人。我的原文标题是“傲慢与偏见”，这次本书编辑将它改为“傲慢的好人”。
我出身草莽，我的很多采访来源于我的调查功底。顺藤摸瓜般的调查，让我想起我的童年。我在江汉平原的农村长大，那里湖泊纵横，盛产莲藕，我10岁左右的时候，到水塘岸边捉鱼挖藕居然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挖啊挖，当我顺着藕尖挖出一支完整的莲藕时，我很有成就感。也许，挖藕和调查他人人生的过往有共通之处吧。
大约两年前，有位同行问我：为什么你的文章，总喜欢采访他的家人，像父子、母子等？我这样回答：家庭是人成长的第一步，很多时候，少年时代的性格已经决定了他的未来，而一个人的性格和家庭的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