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发小辛飞，当年属于干部子弟，父亲曾是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他回忆起那个年代也说：“我受到很多欺凌之后，发现打架居然可以保护自己的尊严。”
他记得，他的母亲一次挖土因城墙塌了，被土埋了，幸好被早晨捡牛粪的人救了，送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她一拐一拐地走回家。一些无知的小孩就学着她瘸着腿走路。她有时在街上哭，哭丈夫的早逝。“我母亲最惨的就是她作为女人，吃了一辈子苦。我的同学不懂事，动不动就学我母亲在街上怎么哭，这对我伤害很大。”
命似草芥、人性如兽的年代，黄怒波选择了拳头。初中的时候他打架已经很厉害了，如果打不过就召集一群人打群架，或者用砖头砸人家玻璃。一次学校冤枉了他，旁人鼓噪说，你敢把学校玻璃砸了吗？他直接拿起砖头就把学校玻璃给砸了。再也没有人敢惹他了。
当他自杀后，这个家几乎垮了。黄母每天拉板车去城墙上挖土，一车土卖几毛钱，靠这个养活一家人。重压之下，她脾气日益暴躁，整天没什么话，一火起来就抓住黄怒波打。黄怒波曾饿得从炕上掉下来爬不上去，母亲回家后见他哭鼻子，就火了，抓起来打了他两下。“我从小就缺少温暖。”父母并未给予细腻、温柔的爱的表达，这也许是黄怒波用粗暴和专制的方式向他亲近的人表达关爱的源头。黄怒波连下属穿什么衣服也要管，基本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他用严厉的呵斥来表达他的关爱。这或许为他公司的管理埋下了隐患。
他更记得，他曾经与一男孩打架，对方打不过他。男孩的父亲就赶过来，抱住他，让他挣不脱；男孩拿起砖砸在他头上，把他砸晕了。等他醒来，头上流着血，那父子俩已经走了，围观的人哈哈笑，觉得“反革命家庭”的人就该打。如今他的头上还留着当年的疤。
2009年4月，黄怒波登珠峰，刚到大本营时，有两个俄罗斯人喝完伏特加后，当晚在他们的帐篷内又唱又闹，附近几十个帐篷内的人都没有睡好觉。黄怒波也是彻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满眼血丝的黄怒波提着一个登山杖，掀开俄罗斯人的帐篷，怒骂一声，就要打人，两个俄罗斯人看见黄怒波通红的双眼，知道不妙，扒开帐篷，夺路而逃。
因为他像凶暴的野兽。“我玩命呢，你今天把我打了，明天我一定找你。你不把我打死，我就一直缠着你，要不就砸你家玻璃去。”他曾带着人半夜摸到别人家里用砖头砸玻璃，屋子里的炕上还有婴儿，就这么直接扔了进去。“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黄怒波说。
他还记得，他家好不容易养了一只兔子，工厂的人把兔子逮住，浇上汽油。着火的兔子痛得乱跑，那些人哈哈大笑。兔子被活活烧死。在那个是非颠倒、天良沦丧的年代，人对生灵丝毫没有怜悯之心。老弱病残皆可欺。
他在大街上捡过瓜皮，五六岁的时候就跟着大孩子去马槽里偷豆饼。一次，被人抓了个现行，大孩子翻墙跑了，他被留在了原地。抓住他的人心软，给了他两块豆饼。
当黄怒波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和伙伴们到公园里偷果子，躲在树上看着守公园的人牵着狼狗走过。晚上去农田偷黄瓜，瓜棚下一团黑，他伸开手臂，往瓜棚下一荡，摸到黄瓜就摘下来；他们还偷西瓜，在瓜田里趴下身体借着月光看，反光比较亮的就是快熟的瓜。
过去与他父亲交好的朋友们，也躲得远远的。“谁要是跟你站在一起，就把他也抓起来。这个阶级斗争太残忍了，把人当畜生。”黄怒波说。
母爱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那时候，不仅是大人，连年幼的黄怒波也必须学会如何忍饥挨饿地生存下去。
2010年3月28日，黄怒波重走戈壁，贺兰山唤醒了他少年时代的记忆。那时，他喜欢一个人穿过戈壁去贺兰山：“你不明白，那个时代，人对人是最狠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打我，因为我的出身不好。只有狗不会咬你，只有毛驴不会踢你。我13岁就上贺兰山，晚上就住在山里，反而觉得更安全。我觉得我上一辈子肯定是狼，回到山里时立刻心情就轻松了，山里没有什么能让我恐惧的东西。小时候的经历，让我对人的警惕心比较强。”
那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他的家庭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尝尽世态炎凉。
中坤集团曾受过敲诈，黄怒波听后，双眼圆瞪，猛地一拍桌子，怒吼着说：“他们不知道老子是头西北野驴！”立即命令下属搜集证据上告。黄怒波喜欢自称西北狼，至于“野驴”是否是口误，不得而知。
当年读书，黄怒波总挨批斗。学校每月开一次批斗大会，进行阶级斗争，把出身不好的孩子拉上去站一排，他们的同学拿着木头枪指着他们，叫他们低下头。底下的同学就喊口号，批斗这些“坏人”。黄怒波死活不低头。红卫兵，也是他的同学，拿枪托砸他。黄母被叫到学校参观批斗大会，也在下面叫“打他、打他”，叫那些红卫兵打自己的儿子，她怕儿子不屈服会吃更大的亏。上千人盯着台上，可黄怒波始终不低头。工宣队领导说算了别打他了，这才了事。
黄怒波当知青的时候身为民兵营副营长，经常打狗。有段时间，他插队的地方通贵村流行传染病，要灭狗。当地人都不敢杀狗，只好找黄怒波：“我拿起枪，对着狗，啪啪两声，狗就倒下了。所以，以后狗见我就怕。”说起这事时，黄怒波还用双手比画瞄枪的动作。
黄怒波曾经和几个同学扒火车流亡，路上喝井水填肚子；回到家，急坏了的母亲打了他一顿，邻居塞给他一个馒头。他掰碎了，用热水泡开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几分钟后全吐了——饿狠了的胃受不了，本能地抗拒食物。“电影上饿了就狼吞虎咽，那是假的。”他说。这是他最难忘的挨饿经历。
第二天，黄怒波带着两个伙伴在学校门口拦住用木头枪砸他的人。他用带金属扣的帆布腰带抽那人，一腰带抽上去血就流下来了。虽然心里害怕，他却咬着牙又抽了一下。“那个时候就这么野蛮，在一个野蛮的环境里，你只能野蛮地活着。你被打到极点的时候，命已经很贱了。”说这话时，他双手比画着，还哆嗦了一下。
2008年10月，黄怒波成功登顶世界第六高峰——海拔8201米的西藏的卓奥友峰。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大本营附近，有边防哨所的藏獒出没，曾咬伤过登山队的队员。一天，黄怒波出去训练，回来时要经过一道深沟，突然蹿出四条藏獒，从四个方向朝他直扑过来。在200米外的旺加队长见黄怒波下到沟里后，又听见狗的叫声，大叫一声：“不好！黄总被狗咬了！”旺加狂奔过来时，黄怒波却冷静下来，拿出登山杖敲打了几下，再发出一声怒吼，四条藏獒在距他四五米的地方紧急刹车，然后掉头而去。黄怒波说：“我不知杀了多少狗，可能我身上有股杀气，我还怕狗？”
对黄怒波来讲，人生最大的困难还是在童年，他弱小、只有些微的力量，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他；他还不够坚强，会难受，会恐惧，会痛苦。他被名叫厄运的铁锤反复捶打，才有今天的百炼成钢。比起饥饿、死亡来，人性的残忍更像梦魇一样缠着他，令他终生不忘。
少年时代的野性，至今仍在影响着黄怒波。
黄怒波最不能容忍别人骂他的母亲。他的同学回忆，一次进教室，大家你推我一下，我搡你一下的。有人推了黄怒波一把，他撞上了一个坐着写作业的同学，把对方的本子划破了。那同学跳起来张口骂了一句“你妈的”。黄怒波一下子急了，那时候他长得高，坐最后一排。那同学长得矮小，坐第一排。他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把人扯起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正好涂老师走进教室，气得说：“你、你、你有本事再给我打一下！”涂老师一把把他俩拉到讲台上，说：“你有本事再扇他一下。”黄怒波真的抬手又扇了同学一耳光。他的同学和丽丽坐在座位上，心跳加速：完了，肯定又要挨批斗了。
黄家的邻居是厨师，每隔一两个礼拜会拎一口袋肉骨头回来。骨头上残余着一些肉和骨髓。好多孩子就在那里等着，等厨师扔下骨头就一哄而上去抢。他们用石头砸开肉上爬着蛆的骨头，挖出骨髓吃得一干二净。
“那时候像狗一样吃东西。”黄怒波说。他们去野地里挖艾蒿、苦菜、蒲公英，用榆树叶和槐花掺上面蒸来吃。最好的日子是农民收割了白菜、甜菜之后，他们去地里捡烂叶子。
“这是谁家的野孩子？”这是黄怒波一次到同学家玩时，同学母亲说的话。冰冷的眼光和不屑的语气，令黄怒波受到巨大刺激。“我们处在社会的底层，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谁都可以欺负我们。”即使过了数十年，回忆起当年，黄怒波还是难掩怒气。
在黄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前，黄家家境算过得去的。每周，黄父都会花上五毛钱买一只烧鸡给家人吃。他为人豪爽，结交了很多朋友。一些跑运输的朋友，会为他带狗肉、兔肉回来改善伙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