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力（《全球商业经典》杂志出品人、总编辑）
志刚的写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深入精致，精于对企业家朋友内心世界的把握。看得出，他自己也在写作中逐渐缩短着与企业家的距离，成为他们信任的朋友。志刚用的是什么招数，让这个骄傲的群体，不再只说客套话，而是娓娓道来成长辛酸。我想志刚待人的诚恳与质朴一定是重要的原因。
是的，这一代企业家也到了“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梳理、再现”的时候了。这是一本试图对这个群体进行历史记录与观察的书，它记录了这个时代一些领先的人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从小处说，他们的品格来自于家庭、教育的影响；从大处说，他们的命运与中国大时代紧密相关。
但志刚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能拉开一点距离，找到企业领袖成长历史的内在逻辑；他希望能把对这个群体的写作，从真实、生动、深入发展到纵横捭阖，更有穿透力和沧桑感。那天谈话，我们提到了史景迁，提到了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平衡、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如何互相映照，彼此锤炼，共成画卷，完成从微观人物写作到历史写作的跨越。
若干年后，人们回顾既往三十余年中国这个被称做企业家的群体，会不会从诸如《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这类书中，在历史风烟里了解往事的真相，让已经过去的沉睡在史料背后的人物从时光隧道中返回，成为活生生的历史的主人？
从更大的背景看，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没有办法脱离既往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成长和变化的大背景。中国的商业写作也如此——这种大背景无疑具有某种特殊性——也许“中国模式”是一个有争议的表述，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企业家的生长与发展环境还是有一些非常鲜明的特点。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实用和经验的结果，往往就是路径依赖，而并非模式——理论的创新，是的，这三十年我们其实还没有什么理论创新，至少在商业领域。所谓“中国特殊性”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充分尊重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和自主性，同时寻求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些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经验当成永恒并进行神化，其结果必然是作茧自缚，阻碍发展”。
今年夏天，我们的新杂志《全球商业经典》问世，能够在这个新平台上和志刚成为同事，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同为传媒人，志刚这几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当下中国活跃的企业家群体的采访和记叙之中，《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便是这项工作的一个成果。
序史景迁说过：“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实际……”
企业领袖与企业的历史，正如美国企业史家钱德勒的创造性工作，使我们知道构成美国历史的不仅有南北战争、林肯与罗斯福，还有卡耐基、IBM。尽管中国企业家在中国的地位仍有几分尴尬——一会儿是人们敬仰的财富英雄，一会儿又是社会不公的替罪羊。“日渐活跃的商业力量只拥有狭小的表演空间，表演者仍没有积累足够的表演技巧，中国企业家欲言又止的性格使他们无法释放自己的全部能力。”但我相信，这一群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一定会和历史共同作出正确的选择。
记录当下企业家群体也许并不是一件新工作，但志刚的写作还是呈现出许多特有的丰富。成为同事之前，我和志刚有过一次长谈，自然也谈到他的写作，谈到对自己的超越。应该说志刚是一个方向感很强的人，他在和企业家群体深入交流采访和后来的写作过程中逐渐隐约感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呢？从对人物成长经历的记录到对人性的体悟，从对他们创业历程细节的探究，到对大环境影响的关切，最后找到并建立企业家个人命运与这个时代的关系——成与败、喜与忧——透过企业人物折射历史的烙印。事实上，黄怒波、朱新礼、陈年等人的写作已经更加关注外部世界和独立个体之间的关系与呼应。
显然，中国既往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符合普世经济学原理，是顺应了市场化、全球化基本原则和大趋势的自然结果。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大体上符合“明晰产权、扩大市场化、促进对外开放”的经典后发国家特点。但另一方面，中国也的确结合自身国情进行了探索。中国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情？历史是不是就此不会“终结”？中国人的道路哪怕只对中国人自己好使，也不错。毕竟，13亿人生活幸福而有尊严也是大好事情，不一定非要别人学习之，复制之。所谓“中国模式”更大的意义是，人类有没有可能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之外，有其他的创新。这个事情要等到中国和中国的企业真正经历一个现代化的全周期之后才能更加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