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当年，朱新礼兴奋难抑，感慨万千，他提到温元凯——当年改革开放的一位风云人物，向邓小平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建议。温元凯所写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都在朱新礼这批青年里传递，他们如饥似渴地从文章里汲取思想与信念。“长时间以来，我们感觉自己的智慧受到压抑，在（改革开放）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出来，那就不得了，解放了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际一直在解放生产力。”
沿着上山的羊肠小道，我寻找朱新礼的老屋。石块与黄泥砌成的农舍三三两两地散落于山间，路上不见人影，只闻恶狗狂吠。幸寻得一位八十多岁老太太给我指引，我找到了目的地。一排六间屋，黄褐色的石块砌成，屋顶铺着红瓦，木条镶成的门框歪歪斜斜的。
从果汁到有机农业，朱新礼始终与中国的农业紧密相连。30年前，正是国家政策这一只巨手，让朱新礼这个沂蒙山区的农民命运发生了巨变。从济南出发，经G2京沪高速及G22青兰高速往东，转入332省道，折向西南，便到了山东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车程约180公里。车窗外，迅速闪过的，除了苹果树还是苹果树。沂源是中国苹果主要产地之一。
2011年5月6日，在北京顺义汇源总部的一间会客室里，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接受了我的采访。会客室铺着浅褐色的编织地毯，摆放着灰色布艺沙发，上面罩着印有“汇源”红色LOGO的白色沙发罩——这透着一股浓浓的20世纪80年代的味儿。茶几上摆放着汇源各式低浓度果汁产品，旁边竖着巴掌大的告示牌：“开启喝完是喜欢，剩余带走是珍惜”。汇源的员工告诉我，这告示牌的摆放是朱新礼的命令，汇源任何部门都如此执行。墙上挂着一幅祝贺汇源集团成立十三周年的匾额，落款是“中共万荣县委员会、万荣县人民政府”。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与企业研究中心的王世平博士说：“汇源现在处于圈地阶段，其上市所做的饮料生产在集团中只占其业务一部分。”朱新礼预计需要30亿到50亿元来做有机农业，“没有经过董事会同意，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钱去做有机农业，股东的钱只能做果汁”。
他家算是在饥荒里挨得过去的。他的父亲是村里的会计、读过私塾，颇比普通农民有远见。在三年自然灾害前的丰收年，他父亲利用房前屋后的零碎土地开荒，从秋天开始动手，整整一个冬天都在挖土，将房子四周刨出像战壕一样的深沟，又从山下挑来肥力好的土壤，倒在沟里，再铺上一层积攒的鸡粪、羊粪。一层土一层粪，如此交叠。好处是既保住了水分，又让土壤保持疏松，还多了很多有机肥料。来年春天，栽上南瓜。到当年秋天南瓜成熟的时候，一个就有几十斤重。摘下来，放在屋子里。只要保持通风，不冻着，南瓜能够贮藏很久。满满一屋子的南瓜，让朱家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能挨过去。
从村支书到果汁大王（李志刚拍自朱新礼办公室）
他要所有的人把土地交出来，集中经营。大家都很抵触，好不容易到手的土地还没焐热呢，又要吐出来？朱新礼干脆开上一辆大客车，吆喝上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一趟子拉到了胶东平度市观摩。那地方大规模种葡萄，一亩地收入一万元。这是东里村的一次“思想解放”，外面世界的富裕震动了这些未走出过沂蒙山的农民。之后，朱新礼勒令党员，要么交土地、要么受处分。党员交了，干部交了，老百姓也跟着交了。这些土地被集中起来种葡萄，交给40户专业户承包。为此，有人写信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告到国务院去，上面来人调查，批评朱新礼不种地，“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地，叫做不务正业”。这一弄，把朱新礼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弄掉了。
但是，东里村种葡萄得到了实惠。1000亩地种上葡萄，原先每亩收入两百多元的地到了第二年是五千多元，第三年是一万元。他又陆陆续续办了27家村办企业，砖瓦厂、面粉厂、皮鞋厂、皮毛厂等。除了40户葡萄种植专业户之外，其余七百多户人家的劳动力由这些工厂消化。1986年，这个800户人家的村出了四百多户万元户，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养老金，凡考上大学的由村里提供学费，村民每年分发500斤面粉。
村书记动员他回去当村主任。自新中国成立后，东里村年年吃救济粮，3000人只有1000亩地，人均不到四分地。朱新礼卖了车，当起了村支书。他做汽车驾驶员的时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心里有了一番规划。
朱新礼穿着灰黑西装、浅蓝衬衣，斜倚在沙发上。他面相和善，在三个多小时的交流里，基本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谈到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的时候，他的脸一下子拉长，紧闭着嘴，腮帮子也绷紧了。自商务部以违反《垄断法》为由叫停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之后，一心想做上游产业的汇源无奈调头，一口气招聘了数千名退役军人做销售，以重建解散了的销售系统。虽然重做下游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是汇源布局上游产业一直马不停蹄，除了水果种植，朱新礼还盯上了有机农业。汇源在密云建成1500亩的有机农业示范园，又与山东省德州市政府合作，建设1万亩的有机农业示范园。
朱新礼正是农村改革的受益者之一。1981年前后，他承包了村里的一辆解放牌汽车，将沂蒙山区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卖。家里穷，但头脑灵活的他从小学二年级就不再向家里要钱读书，暑假去山里挖中草药、爬树上捡蝉蜕、翻石头抓蝎子，把这些卖到供销社，换来一年几元钱的学费。一车苹果大概能让他赚上几百元运费。有了钱，他接连买了两辆车，带上四个徒弟，轮流开着三辆解放车跑水果运输。1983年，他就赚了三十多万元，成为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毫不夸张地说，它救了中国农民的命。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而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农村改革。农业经济研究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吴敬学认为，1978年至1985年（有的学者划分到1986年），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业发展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农产品从短缺转为供需基本平衡。同时，相对城市人口收入来讲，农民收入在这一时期是增长最快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是最小的，大致在1∶1.8。另外，中国农民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勤劳、能干，大量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些乡镇企业小巧灵活，如同水蛇在国企那些庞大笨重的乌龟身边游动穿梭，抢占了不少市场。在8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费孝通即提出了著名的“苏南模式”。
汇源将淄博分公司安在朱新礼的老家东里镇东里东村，在那里建了一个乳品饮料加工厂。厂坐落在山脚下，沿着红砖砌成的围墙往山上走，站在山坡上，能看到围墙内停靠着八排七列共56辆整装待发的运货车。朱新礼的老家就在这山上，离厂房只有200米，俯视整个工厂。
这是朱新礼的老家。与如今国道、省道、乡道密密铺陈于中国大地，连通起一张主动脉、毛细血管齐全的公路网不同，在朱新礼的童年时代及青年时代，东里镇一直是个四不靠的村。这里是沂蒙山区腹地，离每个县城都有数十公里，封闭落后，靠天吃饭。
1952年，朱新礼出生于此地，直到1986年他才下山离别故乡。他的母亲生了六个儿子，他排行老二。在朱新礼的描述里，他的家“背靠大山，面朝沂河，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种田园山水的诗意，难掩当年中国农民生存条件的严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以人民公社的形式组织生产，东里镇只种玉米、地瓜、小麦。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天灾加上人祸，中国暴发大面积的饥荒，饿殍遍野。朱新礼保留了大饥荒的记忆，他记得身边很多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吃玉米芯、槐花、槐树叶子，饿得眼睛都浮肿了。他曾跟首钢老总朱继民聊天，后者的一个姐姐就是活活饿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