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荣县总共种植了70万亩苹果，绝大多数种植户都是像史兆兰这样的农民。2005年前，万荣县50万亩苹果找不到销路，最低卖到五六分钱一斤，堆积如山的苹果烂在地里了。
史兆兰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名普通果农。
2005年是个分水岭。这一年，汇源在万荣投厂。史兆兰，一个普通的果农，命运因另一名从沂蒙山区走出的农民企业家而改变。他的3.5万千斤苹果，有一万多斤红富士鲜果以1.3元一斤左右的价格卖给了水果商，剩余的两万斤秦冠、花冠等口感差一点的苹果卖给了汇源，大约七毛钱一斤。“有一个保底的价，不愁卖不出去。”史兆兰说。
每天早晨六点，他来到这个位于山西运城市万荣县高村乡高村的苹果园开始劳作，一直到上午十一点再回家吃饭。下午四点，他继续在果园工作到七点。这个年产量3.5万千斤的苹果园，全年就靠着史兆兰夫妇俩打理。
史兆兰算了一笔账，水两元一立方，一亩地一次浇水要120立方水，一年浇三次水，每年每亩地浇水费用720元。另外，每亩地化肥、农药费用是400元，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一亩苹果地的成本约1300元，收入约四千多元。史兆兰家的果园七亩地，年毛收入是三万多元，利润大概是两万元（不算人工费）。
他的儿子在运城一家印刷厂打工，一个月工资1000元左右。史兆兰是家里的经济支柱。2010年他养了五六十头猪，赚了1000元。但喂猪要看运气，2009年他养的猪得了口蹄疫，死了不少。地里没活的时候，他还外出打零工。
朱新礼，北京汇源饮料食品公司董事长。这位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农民企业家，他的命运与国家“三农”政策紧密相连。
他穿着洗得起了球的、印着“基尔乐饲料”的红色T恤和卡其色的裤子，脚上踩着沾满黄土的黑色敞口布鞋。高原上暴烈的阳光和常年的田间劳作，让他肤色呈现泛红的古铜色。他头发花白，根根冲着天，脖子上绷着几条凸起的青筋；下垂的眼角透着隐隐的愁苦。
这是一棵主干只有齐胸口高的苹果树，向四面横逸出五六根碗口粗的分枝。史兆兰攀着一根高过头顶的树枝，抬高腿，一脚踩在齐腰高的横枝上，使劲一蹬，跃上了苹果树。他的右腿伸直，抵着主干与横枝分叉的地方，稳住身体重心。他弯着左腿，蹲伏在树枝上，小心翼翼地拨开树叶。他的右手戴着已经磨出好几个窟窿的白色棉纱线手套，拿着镶着木头把柄的小刀，一刀、一刀地刮去黑色的腐烂树皮，直至露出黄褐色的树干来，再用小刷子涂上药水。
朱新礼正是农村改革的受益者之一。1981年前后，他承包了村里的一辆解放牌汽车，将沂蒙山区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卖。家里穷，但头脑灵活的他从小学二年级就不再向家里要钱读书，暑假去山里挖中草药、爬树上捡蝉蜕、翻石头抓蝎子，把这些卖到供销社，换来一年几元钱的学费。一车苹果大概能让他赚上几百元运费。有了钱，他接连买了两辆车，带上四个徒弟，轮流开着三辆解放车跑水果运输。1983年，他就赚了30多万元，成为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人。
五月的阳光灼烧着黄土高原。灰黄的泥土轻轻一捏就变成纷纷洒洒的干粉。50岁的史兆兰正在自家的苹果园里仔细巡视每棵苹果树，若果树树皮有腐烂的地方，他得用小刀刮掉，并涂上防治果树腐烂病的药。
1987年起，高村的农民开始种植苹果。当地天太旱，一亩土地才出产小麦几十斤。种粮食靠老天，老天不下雨就没指望了。史兆兰家的苹果是1993年种下的，三年挂果，第四年开始有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