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想控股的角度来看，旗下有联想投资、弘毅投资两大针对企业中后期的投资公司。加上类似天使投资的联想之星，联想控股的投资链将覆盖早期、中期和末期投资，并且这三者之间还可以互相打通。在联想之星的两期CEO学员中，联想系已经对第一期的一家大连企业进行了投资，在2010年7月30日的第二期学员毕业典礼上，柳传志还感慨投少了。另外，联想系和第二期的个别企业在意向洽谈中。
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兼CEO郭为谈到，他进联想前与柳传志有过一次见面。这次见面谈起了当时的出国热，柳传志说：“很多人出国就是自己刷刷盘子，然后读读书、长长学问，我觉得我们的企业搬到海外去，才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震动了郭为来自2003年迟宇宙采访郭为录音。1989年，在一次员工大会上，柳传志第一次提出民族工业的口号。
联想之星有针对CEO的培训班，第一期培训班主要针对中科院系统内、有创业想法的科技人才。每个班的第一堂课由柳传志主讲，“联想之星”第一次开课前，培训大纲经柳传志修订了九次。
1984年，柳传志40岁开始创业。在他的前40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他觉得憋得很厉害，“一直想做事情，要把这点劲使出来，所以后来走这条路很自然”。
他小的时候，听父亲说起日本入侵中国，国人怎样受欺压，父亲讲得义愤填膺，柳传志听得义愤填膺。后来，他看了一些历史书籍，觉得是耻辱，“真的觉得太耻辱了！”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诸多政治运动，他大都经历过了。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他所在的军事院校里又有一些高干子女。那些政治运动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你稍微露出来一点就是反革命，那肯定是枪毙的罪。不露出来又会憋死你，只好找要好的几个朋友发牢骚，把门一关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从来不说特亏心的话，但在那时真的非常非常难受，憋得受不了了。终于到了改革开放，有了能做事的感觉，很想试试自己有多大能力，越做越大，不仅自己做好了，还有天生的一种责任感，公司那么多人，我得为他们负责任。”
2010年，在乐Phone的发布会上，柳传志再提民族品牌。IT观察家、五季咨询合伙人洪波对此感到失望：“联想集团好不容易成为一家国际公司了，现在又重新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这有一点你已经成年了，却还要回到妈妈的怀里撒娇的感觉。”
除了他的父亲柳谷书，柳传志最尊敬的人是邓小平。邓小平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过去中国以阶级斗争为主，根本不谈经济，邓小平提倡以市场经济为主；第二，邓小平解决了老人政治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中国完全不可能发展成这样。
何洪臣说：“柳传志做这个平台，我觉得是为了实现他产业报国的终极梦想。”
作为从中科院走出来的企业家，柳传志觉得，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大体有三个：机制、观念和人才。其中，人才特别是科技创业型CEO的发现和培养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点和难点。从2008年起，联想控股和中科院共同发起成立联想之星，联想控股设立四亿元的天使投资基金，通过“创业培训+天使投资”，发掘并培育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帮助他们成为科技创业的明日之星。
“民族”是柳传志这一辈人习惯的话语体系，更是这一辈人割舍不掉的情怀。2009年4月左右，柳传志和周自强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开联想集团董事会。天气乍暖还寒，他俩在酒店外的绿化区域缓缓散步，顺便聊起联想之星这个事。周自强说，大家都说这事难度太大做不成，但他觉得，如果联想将此事做成了，就做到了别人想象不到的事。柳传志告诉周自强：“你光这样想还不够，这事不在于别人说难度如何高，或者是别人怀疑做不成。此事真正的意义是，如果做成了，对整个国家，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巨大贡献的。你只有这样想才能把这事真正走下去，这事大到对国家，往小是对中科院，再往小对公司，都是有巨大意义的。”
周自强感觉2005年后柳传志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经常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各种场合接触。近几年，他越来越多地站出来为民营企业说话了。他希望政府在各个方面支持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联想之星既是为了投资赚钱，也是为了扶持民营企业家。
山东新风光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何洪臣是联想之星第二期学员，2010年他的公司营业额有两亿元左右。2009年7月，他从媒体上得知联想之星在招收学员的消息，立即报了名，到北京经过几道面试，被联想之星第二期培训班录取。这期共有31名学员，大都是像何洪臣这样的企业家或希望创业的科研人才。培训班学期一年，联想之星对学员进行十次培训，地点在全国各地，不但不收培训费用，而且学员住的都是四星级宾馆，每人一个房间，吃住免费，培训期间还有聚会、唱歌等互动环节。“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就签了约。但如果三次不来上课，或者不能如期交作业、答辩，那你就要赔偿15万元。”
“他有产业报国的情怀，并且特别明显，这是像他这年龄段的人特有的情怀。”周自强说，“‘文革’耽误了他很多年，柳总每次和我聊天时，都说中国经济比当年好得不得了。他告诉我，每逢节假日他特别爱逛商店，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就特别高兴。柳总说：‘“文革”时，我连吃肉都吃不上，天天挨饿，什么都没有。今天看到那么好，真的特别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