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父被人硬拽着离开后，就没消息了。没人告诉他们，在哪个地儿劳改。黄母堵在运输公司，天天坐在那里哭，没人理。
半年后，终于来人通知黄家母子看人。母亲带着黄玉弟去劳改农场，走了一天多还没到。第二天一辆马车车主让灰头土脸的母子俩搭上便车。天没亮就出门，直到晚上才到农场。那里有一个大棚子，坐满了过来看亲人的人。当时是冬天，风吹在身上，骨头缝儿里都冒寒气；沙子打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农场的人说第二天早晨才准看人。在四面空空的大棚子里，抱着孩子的女人们挤在一起。没吃的，没喝的，干熬着过夜。
悲剧缘于一次小口角。黄父性格耿直，与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不对付。书记找碴儿降他工资，黄父骂了书记，责问他凭什么。三天后，黄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来，黄玉弟遇到父亲的两位同事，他们说只要得罪了书记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当时黄家住在银川郊区的三间土坯房。椽子上搭着席子草，席子草上糊着泥，抹平就是土坯房的屋顶。黄怒波的发小说，黄家有个箱子，钻进去，外面的光线都漏进来了，因为箱子满是窟窿。他家就是穷到这个地步。
那不是梦。黄玉弟比黄怒波大三岁，清晰地记得父亲被人带走的那天发生的所有的事。屋子里呼啦啦地冲进一群人，上来五六个人抓头的抓头、抓胳膊的抓胳膊，硬拽着他父亲出去。他拉着父亲不让走，被拨到了一边。挣扎中，父亲的一只鞋掉了。母亲抓起鞋追出门。刚到门口，不知是谁一脚把她踹了回来，跌翻在地上，胸口印着一个大脚印。四岁的黄怒波吓得差点哭背过气去，却没人顾得上他。第二天，又来了十几个人，在屋子里翻东西，有什么砸什么，连衣服都给撕碎了。母亲紧紧抱着黄玉弟和黄怒波，被赶在墙角缩着，看别人在自己家里翻箱倒柜，如入无人之境。事后清点，母亲的两个金戒指和银手链都不见了。
早晨叫号，轮到黄家母子，才知道人死了。母亲抱着黄玉弟哭，问怎么死的。农场的人说，“反革命分子”自杀了。他指了个方向：“埋在那儿，喏，去那里找吧。”顺着指点，母子俩去了坟场。一眼望去，平地上密密麻麻的布着几百个小土堆。人埋在地下，和筷子差不多高的小土堆就是坟头了。坟头上放着一块青砖，上面写着名字，供亲人寻尸。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就这样，黄母将代表她丈夫尸骨的青砖带回了家。
幼年失怙的黄怒波，对父亲印象寥寥：一次吃饭的时候他淘气，他父亲扇了他一巴掌；还有一次他靠着墙角迷糊睡过去之后，矇矇眬眬记得是父亲抱他上炕睡觉。父亲给他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五花大绑着被人拉走了。“这是梦还是真实的景象，我分不清了。”他说。
1956年，黄怒波出生于兰州一个军人家庭。他排行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与一个姐姐。他的父亲是副营级干部，转业至银川的汽车运输公司。黄怒波两岁的时候，举家搬至银川。1960年，在宁夏“双反运动”中，他的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同年自杀身亡。此后，这一家子孤儿寡母，靠着母亲在建筑工地里做活养家糊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