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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 作者:李志刚 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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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正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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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谷书以身体力行教诲自己的儿子,而他的教诲也成了儿子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在念悼词的时候,柳传志说,自己不可能全部学到父亲的才华风貌,但父亲做人的正直和清白却不敢忘。父亲一生做人清白,公私分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工作性质不同,事业有大有小,但我们每个人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我们是您的孩子!”

作家迟宇宙在其《联想局》一书中写道:“2003年9月5日,柳传志父亲柳谷书去世。9月15日上午,八宝山,柳谷书追悼会,200平方米的大厅水泄不通。一位参加了追悼会的年轻人说,那天没有去八宝山绝对是一种遗憾,因为失去了一个在柳传志最脆弱的时候了解和理解这个人内心的机会。”

联想的天条让张祖祥深刻地意识到“柳传志是一个不搞小动作的、正直的、能够团结一大群人来为联想的发展做事情的人”。

1984年,为了创办公司的事,柳传志和王树和(联想首任总经理)特意买了一包三块七毛钱的、带锡纸的香山牌香烟,上门游说张祖祥。之前,金燕静办信通公司,融资300万元,找张祖祥过去当副总经理,被张拒绝了。信通后来走私事发,金燕静锒铛入狱。但这一次找上门来的柳传志只有20万元资金,张祖祥却答应了:“我觉得柳传志非常靠得住,对人诚恳。”

联想创业之初,开总经理室成员会议,制定了三条天条。第一条是,不吃回扣。柳传志说,有的外商要给我们一些好处,我们可以吃糖衣,但是炮弹我们要打出去,不能吃里扒外。第二条,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许在桌子下做小动作。另外,有人来找总经理或副总谈事情,总经理或副总要了解,这人是否和总经理室的任何一人谈过,他的意见是什么,避免下面有人钻空子。第三条,子女不能到公司任职。

63岁的柳谷书高龄创业,最初的启动资金是80万元贷款,为了省下6毛钱的电车费,他下雨天徒步上班。王正发1988年时任CPA总经理,他回忆中的柳谷书生活低调、淡泊,当时CPA已经颇具规模,也花了不少钱给员工买房子,但是柳谷书夫妻仍居住于华润大厦C座50平方米的房子里。王正发劝柳谷书搬到更大一点的公寓,而柳坚决不同意,说“房宽不如心宽”。后来,王正发见柳谷书屋内挂了一副有人送他的、在面积上与他的斗室不甚相称的大对联,上面写着“仰俯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见《柳谷书四年祭》,作者王正发,刊登于《中国企业家》2007年第17期。

1961年,柳传志高中毕业,他想当飞行员,经历了层层选拔之后,成为学校唯一的入选者。但在那个讲究出身、政治成分的年代,柳的舅舅是“右派分子”,这意味着家族的污点。柳传志因为这一“污点”被刷了下来。柳谷书告诉他:“不论你将来做多么了不起的事,还是做多么平凡的事,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我的好儿子。”见《联想风云》,作者凌志军。

正直的清誉让柳传志安然渡过惊涛骇浪,也为他做事带来很多便利。无论是2000年联想集团的分拆重组,还是联想移动的左手换右手,以及引入泛海控股,都有柳传志的人格作保。“引进泛海本身没有任何阻力,泛海的老总卢志强和我在1994年就认识了,有十六七年交情,因为长期在一块儿,为人作风都太熟悉了。”柳传志说。

20世纪90年代初期,海南房地产很热,外界传说利润如何之高,有人就鼓动柳传志:“老柳,咱们去干干!”柳传志说不行,一是越界的事不能做,当时搞房地产柳本人也知道一些内幕,主要靠关系。二是联想的主业是计算机,没有那么大精力和资金去做其他的。“如果当时不是一心一意只做计算机,别说后来在国内领先,打到国外去,恐怕在国内生存也难说。”张祖祥说。

违法的事情不能做,这是柳传志的底线。联想创业初期,曾有高干子弟通过父辈关系,找批条,弄到计算机配件,打算和联想合作,贩卖这些配件。柳传志拒绝了:“这会带来长远的麻烦。”

1944年4月29日,柳传志出生于上海,美国《商业周刊》说他“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他的父亲柳谷书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银行的董事,与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其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多个部门工作;1961年任黑龙江省银行国外部经理;1965年8月调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任法律处副处长;1975年9月任江苏外运公司副经理;1978年8月任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1984年,63岁的柳谷书创办了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简称CPA),之后创办柳沈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1991年左右,联想已经有一定规模了。一些年轻人见联想生意好,又是国有企业,因此建议柳传志另创公司转移业务。“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可能我的个人财富比今天多得多,但我的心永远不会舒服。我相信,这甚至对打算做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人也是个打击:任何人都信不得。”

柳谷书是中国知识产权的先驱之一,其创办的CPA是国务院批准的最早的三家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之一。柳传志在致父亲的悼词里说:“您圆满地处理了迪士尼的案子,圆满地处理了维他奶的案子。一个又一个案子的成功,让外国人对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的品牌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专利法的实施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真诚有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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