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一位著名的英国批评家在一家美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评论爱尔兰诗人谢默思·希尼的一部诗集[2]；他指出，希尼在英国，尤其是在英国学术圈的知名度表明了英国公众迟钝的阅读品味，尽管艾略特和庞德两位先生的肉身在不列颠的土地上驻足多时，可现代主义却从未在英格兰扎根。他的看法的后一半让我很感兴趣(当然不是前一半，因为在那个国家，更不用说在那个圈子，人人都不愿别人好，恶意于是便成为一种保险策略)，因为它听上去既发人深省又令人信服。
我认为还可以作出另一种解释，不是针对现代主义在大西洋彼岸的命运，而更像是说明传统诗歌如今在那里为何依然兴旺。原因显然有很多，而且昭然若揭，我们甚至无须再作讨论。首先是写作或阅读容易记住的诗行带给人的纯粹快乐；其次，就是韵律和韵脚的纯语言学逻辑以及对它们的需求。但是如今，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是曲里拐弯的，因此在那一刻，我只是想到，最终将诗歌从成为一个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就是好的韵脚。在那一刻，我的思想转向了托马斯·哈代。
我很快就获得了与这位批评家见面的机会，尽管或许不该在饭桌旁谈论正事，但我还是向他提问，现代主义在他的国家为何如此不走运。他回答说，本该引导诗坛产生巨变的那一代诗人均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觉得这个回答就其表达方式的性质而言似乎过于机械，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过于马克思主义化了，即过于夸大历史对文学的决定作用。但此人是一位批评家，而批评家就是这样工作的。
也许，我的思想也并不那么曲里拐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也许，“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说法触动了我的记忆，我想起了托马斯·哈代的“两千年的弥撒，/我们走向了毒气。”(After two thousand years of mass/We've got as far as poisongas.)在这里，我的思想依然是直截了当的。也许，这些思想是由“现代主义”一词触动的？在这里……发现自己属于少数人，一位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并不会因此感到惊恐，尽管他或许会有些焦躁。如果可以将一个世纪比作一种政治制度，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化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就可定义为专制制度，即现代主义之专制。或更确切地说，就是打着现代主义旗号出现的全面专制。也许，我的思想转向了哈代，就是因为在此时，在十多年前，他开始被习惯性地称之为“前现代派”。
没有任何一种正统学说，尤其是新的正统学说，能具备后见之明的能力，现代主义也不例外。给托马斯·哈代加上这么一个修饰语，现代主义或许会因此受益，可哈代本人，我想，却一无所获。无论如何，这一定义都会引起误解，因为我想，哈代的诗歌作品与其说预示了现代诗歌的发展，不如说超越了这一进程，而且是大幅地超越。比如说，T.S.艾略特当年读的如果不是拉福格[3]而是哈代(我相信弗罗斯特正是这样做的)，本世纪英语诗歌的历史，至少是英语诗歌的现状，就会显得更加有趣。仅举一个例子，即在艾略特需要一大把尘土来感受恐惧的地方，哈代仅需一小撮，如他在《雪莱的云雀》(Shelly's Skylark)一诗中所显示的那样。[4]
作为一个概念，“前现代派”具有相当的谄媚色彩，因为它暗示，被如此定义的人铺出了一条通向我们这个正义和幸福时代(就文体意义而言)的大路。这个说法也有一个缺陷，即它会强迫作者退休，把他推回过去，当然也同时向他提供一切相应的好处，即学者的研究兴趣，不过却剥夺了他的实际效应。过去时态就等于他的那块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