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大多是一种垂直物件，它象征性地背离存在那常态下的水平线，是空间之单调的对立面。纪念碑实际上从未真正离开这一水平线，——说实话，其他任何东西也均未真正离开过，——而只是矗立其上，与此同时又像一个惊叹号那样打破了它。总的说来，纪念碑就是一个矛盾。就这一意义而言，它近似于其最常见的表现对象，即人类——人类同样具有垂直和水平两种特性，但最终要归于水平。建造纪念碑通常使用的材料——大理石、青铜、越来越多的铸铁，如今甚至用到了混凝土——其耐久性反而更加凸显了这类工程的矛盾特征，尤其当这座纪念碑的纪念对象为一场大战、革命或自然灾害，亦即一个造成巨大损失且转瞬即逝的事件时。即便纪念碑的纪念对象是一个抽象的思想或一个重大事件之后果，两者在存在的时间和存在的韧性方面的冲撞仍显而易见，更不用说材质的冲撞了。考虑到材料对耐久性的追求，纪念碑的最佳表现对象或许的确就是毁灭。这会让人立即想到查德金为被炸毁的鹿特丹而建的那座雕塑[18]，其垂直状态具有功能意义，因为它恰好指向那场灾难之来源。此外，还有什么能比荷兰更接近水平呢[19]？人们还不禁会想到，这座纪念碑的谱系可以追溯至大平原，追溯至某种远远望见某物的想法，不论是空间意义上的遥远，还是时间意义上的遥远。人们还会想到，这座纪念碑的源头是游牧性质的，因为至少就时间意义而言，我们全都是游牧民。一个人若是能像我们这位哲学家国王一样意识到一切人类努力之枉然，他自然会首先拒绝变成一座城市雕塑。但另一方面，二十年里马不停蹄地征战于边疆各地，这实际上也足以将他变成一位游牧民。更何况，这里还有一匹他的马。
